s8-17-0001 阅读笔记
每当我们看见“人格面具”（persona）这项根本功能开始作用时，我们面对的总是同一个问题。它在人类在场的经济中始终处于前景。之所以需要 persona，也许正是因为在它背后，一切形态都躲开并消散了[注1]。
[注1]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伊波利特译，Aubier-Montaigne，1941年（1975年重印），第1卷，第140—141页：“这样一来，很清楚，正如人们所说，在那块本应遮住内在的帷幕后面，什么也看不见；除非我们自己走到帷幕后面去，既让那里有人观看，也让那里有东西可看。”该书注55补充道：“事物的内部是精神的一项建构。如果我们试图掀开遮住实在的面纱，在那里只会找到我们自己，找到精神那种普遍化的活动；我们称这项活动为知性。”
如果 persona 确实由复杂的聚合产生，它的存续便同时带着诱骗性与脆弱性。
我们不知道它背后有什么能够维持，因为一重加倍的外观强加给我们，或者说，它从根本上暗示出外观的加倍。这样一来，询问便留下一个空处：最后究竟有什么藏在后面？
面具背后是什么？
我们分析家至少应当记住这一点，免得让他重犯古老的错误。这种错误以各种形式不断威胁他的天真。我们也不应凭自己的权威，让他回答“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
因为新版的心理主义压抑教化正会给他这个答案[注3]，并在同一个包裹里悄悄塞进成人神话：仿佛成人不再是孩子。
这样一来，所谓现实的道德又会繁殖起来；实际上，他在这种现实中只会被各种社会骗局牵着鼻子走。
[注3] 我们掌握的全部笔记同速记稿一样，都把这里记作 dépression（抑郁），而非正文的 répression（压抑）。
分析就会变成“帮助病人适应社会”的教化。主体以为“自己终于认识了真实自我“，实际上只是服从社会提供的身份和理想，因此被“牵着鼻子走”。
这里的社会骗局是指：社会把某些历史性的规范包装成自然、成熟和现实本身，使主体把顺从误当成自己的欲望。
并且显然分析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角色里面去。
她会提出问题，因为语言已经存在；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做爱，也会同姐妹们闲聊。正是在闲聊中，她想要占有自己的幸福。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旦进入语言秩序，“占有自己的幸福”就意味着能够把它展示出来，能够给出交代，意味着整理自己的花束；
她要向姐妹们证明自己拥有比她们更好的东西，而不只是不同的东西，从而同她们比个高低。
自己即便得到了满足，也希望在“大他者”那里能“作数”。 比她的姐妹们得到更好的东西，“更好” 。 我们讨论“更好”的时候，能不能脱离“计数”？
比较能不能脱离计数？
癔症者做什么？朵拉最后做了什么？我曾教你们追踪她的行程和迂回，穿过复杂认同的迷宫。在那里，她面对的是什么？正是弗洛伊德本人绊倒并迷失于其中的东西。你们知道，他所谓朵拉欲望的对象之所以让他弄错，正是因为他首先从朵拉作为癔症者的对象选择入手，寻找她的参照；那当然是一个小对象 (a)。
从某个角度看，K先生确实是小对象 (a)，后来弗洛伊德本人也成为这个对象。只要幻想是欲望的支撑，事实的确如此。但如果朵拉满足于这项幻想，她就不会是癔症者。她瞄准另一种东西，瞄得更高，瞄准大写的 A。她瞄准绝对的大他者，即 K夫人。我很久以前就向你们说明，K夫人对她而言体现着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或者说：K夫人作为“女人是什么”这一句话所言说的场域。 掌控着关于女人的秘仪的祭祀，另一位“迪奥提玛”。
她无法不在那里、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遇到那个完全闭合、总被遮蔽、回应她的标志 Φ。因此，她会采用各种形式，尽量给 Φ 找一个最贴近的替代品。请仔细观察：只要追踪朵拉或任何其他癔症者的运作，你们便会看到，她始终只是在进行一场复杂的游戏。可以说，她借此巧妙挪动整个情境，把想象阳具的小写 ϕ 滑到需要它的位置。
作为一个小写 ϕ ，她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指代的标志——>大写的 Φ。
癔症主体自身当作那个小写的阳具，但这个标志本身就是意义的缺失。 “你把我当做什么？” 这是一个癔症式的问题。 “我是什么？”，或者“你把我当做什么？”
她向大他者追问自身存在，却遇到一个仍然遮蔽着的回答位置。
她的父亲同 K夫人相处时阳痿了；那又怎样？朵拉会亲自充当交合的纽带，用自己的身体付账，由她来支撑这段关系。如果这还不够，她还会让一个替代她的形象介入——我很久以前就向你们反复说明过——也就是 K先生。可当这个畜生恰好说出唯一绝不能对她说的话：“我妻子对我什么也不是”，意思是“她无法让我勃起”，朵拉便会把他推入深渊，赶到外部的黑暗中去。如果她无法让你勃起，那你还有什么用？
父亲的性无能并不使关系终止，朵拉会以自身支撑它，再让 K先生的形象充任替身。 因此K先生说“她无法让我勃起”，可以说正好命中了朵拉这样的无意识。
或者说正好否定了朵拉的欲望标志。
只有这一点对她重要。因此，她认同爱情戏剧，努力使这个大他者重新活过来，再次获得保证、变得完整、得到修复。归根到底，我们必须警惕的正是这一点：一切修复性的意识形态，以及我们作为治疗者的主动性和我们的分析家使命。
癔症者的道路当然不是最容易向我们敞开的道路，所以这项警告在这里也未必最迫切。
对于一个分析师来说，治疗的意愿及某种使命感需要警惕。 比如让一个男人重振雄风这种修复的欲望。
强迫症中所谓“攻击性”，总表现为对大他者某种显现形式的攻击；我过去称这种显现为“阳具显现”（phallophanie），即大他者恰好能够作为阳具呈现。
为了治愈象征阉割，强迫症者会攻击大他者中的阳具，在想象层面打击它。他选择这条路，是为了设法消除我所谓“能指在主体身上的寄生”这项困难，替自己恢复欲望的优先地位；可是代价是贬低大他者，使大他者从根本上成为想象性省略阳具的一项功能。
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 攻击大他者的阳具→ 在想象层面打击它 → 试图“治愈”象征性阉割 → 为自己恢复欲望的首要地位，却以贬降大他者为代价
贬低大他者，以此恢复自己的欲望。 这都不用举具体例子了，比如对某些人物的戏谑二创能看到类似的功能在起作用，再或者用大他者当作关键词搜索，非常容易找到这一类话语。
“大他者不存在”这种话的一种滥用。
能怎么说呢，“他”们强迫症是这样的。 这里可以看到强迫症与前面讲的朵拉作为癔症主体的不同。
强迫症者恰好位于大他者中那个怀疑、悬置、失落、根本性矛盾与歧义的点上。因此，他同对象的关联总涉及一个转喻性对象；对他来说，他者确实从根本上可以互换。
他同这个他者对象的关系受某种同阉割有关的东西支配，而后者在这里直接取得攻击形式：缺席、贬值、排斥，拒绝大他者欲望的标志本身。不是废除或摧毁大他者的欲望，而是拒绝它的标志。
贬抑、排斥使大他者的欲望显露出来的东西，不等于消灭欲望本身。
同时，可互换的对象并未解除主体的困境；他与这些对象的关系仍受那种与阉割有关的攻击性支配。
正是由此产生并决定了一种特殊的不可能性，它打击着强迫症者自身欲望的显现。当然，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分析家一样，坚持向他显明这项关系同想象阳具的联系，使他逐渐熟悉自己的僵局，我们不能说这完全没有走在解决强迫症者困难的路上。
主体拒绝大他者欲望显现的标志，拒绝大他者的欲望，拒绝大他者被阉割。 却同时限制了自身欲望的显现。
“分析家本人怎样相对于这个能指安置自己？”之所以成为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因为沿这个方向展开的某种治疗，已经借自身的形式和僵局向我们说明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