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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体在精神分析实现中的空话与满话
赐予我口中真实而稳固的言语，并使我成为谨慎的舌头（《内在的安慰》，第四十五章：人不应轻信每一个人，以及言语轻率所致的跌倒）。总之继续说。（“因果主义”思维的格言。）
无论精神分析自愿把自己当作治疗、训练或探索的实施者，它都只有一种媒介：来访者的言语。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能为人们对它忽略的借口。况且任何言语都呼唤回应。
我将说明的是：没有任何言语的回应是缺席的，哪怕它所遭遇的只是一片沉默——只要它有一个聆听者——并且这正是它在分析中的功能核心。
如果精神分析师不明白：言说的功能正是如此，那么他将更强烈地遭受其召唤；并且假如起初在其中发出并被听见的只是空无，他(分析师)会在自身之中体验到它，并且他会到言语之外去寻觅一种现实，好把这空无填满。
于是他（分析师）便会走向这样的路径：去分析主体的行为表现，以试图在其中找出主体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可若要获得其供认，就必须让他把它说出来。于是他又回到了言语，但这言语已变得可疑，仿佛它所回应的，仅仅是他沉默的溃败——当他听见了他自身虚无的回声。
但主体在其言说的空洞之外的那种召唤，究竟是什么？这是对真理原则的召唤。
借此，那些更卑微的对需要的召唤将会动摇。但这首先并在一开始就是空洞自身的召唤：在那暧昧的裂口之中，主体借助那些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尝试去诱惑他者，并将在其中赌上他那座自恋的丰碑。
“瞧瞧，这就叫内省！”——那位对其危险深有体会的正人君子惊呼。他也承认：自己当然也曾领略过它的妙处，并且自认已把其享用殆尽。遗憾的是，他已无暇再把时间耗在这上面。因为他将要躺上你的沙发，你会听到许多精彩而深刻的东西。
对一个分析师而言，这类人算得上他执业经验中最早的几次遭遇之一。在精神分析中提起“内省”，这真是奇怪。因为一旦这场赌约（挑战）被接下，原以为储备着的那些漂亮话便全都溜走了。若强迫自己去点列举，它们的数目会显得屈指可数；可又有另外一些对“我们这位先生”来说相当出人意料的东西出现。以至起初在他看来愚蠢，继而让他语塞好一阵。——这是常事。
于是他把握到二者之间的差别：
其一是独白的海市蜃楼——一些善于迎合的幻想为他的夸夸其谈注入活力；
其二是那种无从逃脱的言说所构成的强迫劳动——心理学家带着几分幽默、治疗师带着几分投机取巧，却给它点缀上了“自由联想”这个名称。
因为那确实是一种劳动，而且是一种如此(辛苦费力的)劳动，以至于人们甚至说：它要求一种学徒式的入门训练，甚至更进一步，把这种训练看成这项工作的培养价值所在。可若照此理解，它还能培养出什么，除了一个熟练工人？
那么，这项劳动的效益究竟如何？让我们考察它的条件与其产物，期望借此更清楚地看出它的目标与收益。
理论把一个三项组提醒给我们：挫败、侵略性、退行。这种解释看上去如此易懂，以至于它很可能让我们不在去理解。
直觉来得很快，但一条显而易见的东西越是变成了成见，就越值得我们怀疑。若分析恰好让人撞见它的薄弱之处，就应当避免以诉诸情感性来自我满足。
禁忌词标记着一种辩证能力的无能；并且与动词“理智化”一起——其贬义用法竟把这种无能当成了优点——它们将留在语言史中，作为我们在主体面前迟钝的烙印。
不妨先问：这挫折从何而来？它来自分析师的沉默吗？
对言语空洞的一个回应——哪怕，甚至尤其是赞许性的回应,常常会通过其效果表明：它带来的挫折感远甚于沉默。问题更在于：这种挫折是否内在于主体自身的话语？主体难道不正是在其中，愈发卷入对他“自身存在”的被剥夺吗？
而关于这个“存在”，在反复的真诚描画之下并未使关于它的观念更为连贯；在反复的修正之下，仍不足以把它的本质剥离出来；在支撑与防御之下，它们并不能阻止那座雕像摇晃；自恋的拥抱则化作一口气去使它活起来——最终他承认：
这个存在从来只是在想象界中由他制造出来的作品，而这作品在他身上让一切确定性落空。
因为就在他为另一个人重建它的这项劳动里，他重新遭遇那种根本的异化：正是它迫使他把它建构成一个“他者”，并且也一直把它注定为，要被另一个他者从他那里偷走。
这个 ego，我们的理论家如今把它的“力量”界定为能够承受挫折的能力，它在其本质中就是挫折。它是挫折：并非针对主体的某个欲望，而是针对主体的欲望这一对象在其中发生异化；
并且这个对象被构建越精细，主体对其享乐的异化就越加深。因此，这是第二层次的挫折；以至于即便主体在其话语中把这种挫折的形式一路带回，带回到那种使主体被动化的形象——主体借由它在镜子的陈列中把自己做成对象——他也无法因此得到满足；
因为即便在这形象中达到了与自身最完美的相似，他在其中仍会让人认出：那是另一个的享乐。因此，对这种话语不存在恰当的回应；因为主体会把任何卷入其误认的言语都当作轻蔑之物。
这就是一种偏离的十字架（重担），它同时属于实践层面，也属于理论层面。因为，把 ego 认同为主体的纪律，就会把想象性的孤立与本能的掌控混为一谈。由此，治疗的引导便会暴露在判断错误之下：例如，在许多由 ego 结构过强所推动的神经症里，把目标定为“加强 ego”，这条路走不通。难道我们没有读到，出自我们朋友米歇尔·巴林特之笔：加强 ego 会有利于那位遭受ejalatio praecox的主体，理由在于它能够让他的欲望得到更持久的悬置吗？然而，这要怎样想得通：若恰恰由于他的欲望被悬挂在 ego 的想象性功能之上，主体才会走向行动的短路；而精神分析的临床清楚表明，这一短路与对伴侣的自恋式认同相连。
主体在这里将会体验到的攻击性，与那种“欲望受挫”的动物性攻击性毫无关系。我们满足于诉诸的这一参照，反而遮蔽了另一种对所有人都更不愉快的参照：奴隶的攻击性——他以一种死亡欲望来回应其劳动所遭受的挫折。
主体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不断的诉诸于另外一个他者的欲望。自己的劳动被这一部属于自己的他者形象所夺走。
于是人们就能理解：这种攻击性会如何回应任何一种干预——它揭露话语的想象性意图，并拆解主体为满足这些意图而建构出来的对象。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阻抗分析”，而它那危险的一面立刻就显露出来。这一点早已由那类天真的人之存在所标记：他从未看到别的显现，只看到他那些主体之幻想的攻击性意义。
也是同样的分析者：他毫不犹豫地为一种“因果主义”的分析辩护——这种分析打算用对其过去的专家解释，在当下去改造主体。他甚至在语气上也已充分暴露：他想让自己免于去思考一种焦虑——病人的自由竟悬置于他自身干预的自由之上。至于他投身其中的那种权宜之计，是否会在某个时刻对主体有益，这除了算作一个带刺激性的玩笑，并无别的分量，我们也不必在此停留更久。
不如把目标放在那种此时此地上——有些人以为分析的操作应当被封闭在其中。确实，它可能是有用的，只要分析师在其中发现的想象性意图，不被他从其得以表达的象征关系中剥离出来。关于主体的自我形象，在这里不应读出任何东西：除非它能够被主体以“je”的形式重新承担起来，也就是以第一人称“我”。
即便是幻想，其幻想的方式已经包含了很多意义。幻想与主体无意识之间嵌合的方式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如果仅仅被做认作是“阻抗”的话，相当于设立了一个可以为自己不愿去理解而开脱的遮羞布，或者所谓的“举白旗”。
也就是说——想象性的意图需要在他的象征性表达中理解。
“我曾经是这样，是为了成为我能成为的人”如果这句话没有一直作为主体对其幻想所做之承担的顶点，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在这里把握一种进展呢？
因此，分析师若在主体之动作的隐秘处——甚至在其静态姿势之中去穷追主体，都不会没有危险；除非他把这些东西重新纳入主体的自恋话语之中，作为其中无声的部分。关于这一点甚至一些年轻的实践者都相当敏锐地指出过。
这里的危险不在于主体的负性反应，危险更在于主体在一种对象化中被捕获：这种对象化的想象性并不亚于主体在面对自身的静态面——甚至面对自身的雕像时所落入的那种想象性；主体的异化也就在此重新确立了位置。
恰恰相反，分析师的技艺应当在于：悬置主体的种种确定性，直到其中最后的幻景也被烧尽。而这些幻景的消解，必须在话语之中被切分出节奏。
当主体开始言说或者说自由联想时，主体的位置始终在为了他者的欲望言说。
而这种他者的欲望牵引着主体，以至于主体的言说具有某种“确定性”。
他在冲着什么言说？ 他的话语去向何处？
不断的说着的这些话语被一个不属于他的一个他者剥夺，或者说主体将自己的话语“双手奉上”。
之所以这话语呈现得如此空洞，只在于我们取其“面值”：这种做法恰好印证马拉美那句比喻——当他把语言的日常用法，比作一种交换：一枚钱币的正面与反面都只剩下被磨平的印记，人们把它从手递到手，“无声地”传递。这个隐喻足以提醒我们：言语纵然磨损到极致，仍保有它作为凭证(tessère) 的价值。
【取其“面值”】：另外包含了“字面理解”的意义
即便它什么也不传达，这一话语也呈现着沟通之存在；即便它否认显而易见之物，它也断言：言语构成真理；即便它意在欺骗，它也把对证词的信赖当作筹码。
即便是欺骗，也是建立在认为自己的言语可以被信任的基础上。
同样地，精神分析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里的问题在于，听出来这段话语的哪一“部分”承载着那枚关键的意义项；而在最佳情形下，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在操作：把一段日常小事的叙述，当作一则寓言——它向懂的人致意；把一段冗长的假托之辞，当作一次直接的感叹；又或者反过来，把一个简单的口误，当作一份极其复杂的声明；甚至把沉默的一声叹息，当作他在其中补上的、整段抒情式展开。
因此，正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标点，赋予主体话语以其意义。也正因此，会谈的中止——在当下的技术中，它被做成纯粹计时的停顿，并且就此而言，对话语的脉络毫无关系。它完全具有一次干预的价值，在其中扮演着一种“切分”的角色用以逼促那些收束性的时刻。而这表明：应当把这一“终止”从它的例行框架中解放出来，使之服从于一切能起作用的目的。
正是以这种方式，退行得以运作：它不过是在话语之中，将那些由一个 ego 在其结构分解的每一个阶段复原还出来的幻想关系加以现实化。因为归根结底，这种退行并不是真实的；它甚至在语言之中也只通过一些语调的偏转、一些措辞的转折、一些“轻得几乎察觉不到的磕绊”而显现出来。以至于在其极端处，它也不可能超出成人那里那种“婴儿腔”说话方式的有意做作。把它归咎为一种当下与对象之关系的真实存在，就等于把主体投射进一种异化性的幻觉之中，而这种幻觉只是在回响着精神分析家的一个托辞。
因此，再没有什么比下面这点更让精神分析家误入歧途的：企图以一种所谓“已经体验到的、与主体现实的接触”来作为自己的指引。这种直觉主义心理学甚至现象学取向的心理学的陈词滥调，在当代用法中获得了扩张。这种扩张本身就很有“症状性”，它指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言语效力的日益稀薄。然而，当它被抬举为关系中的原则时，它那种强迫性价值就变得一目了然：这关系按其自身的规则，排除了任何现实的接触。
那些年轻分析师，即便会被这种诉诸所暗含的、不可领悟的天赋所唬住，他们想把这套说法收敛几分，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只能援引他们自己所承受的这些“督导”的成效来作依据。从“与真实接触”的立场出发，而这些督导能否成立就已构成一个问题。
而正相反，在这些督导中，督导者显露出某种“第二视角”。我可以这么说，这使得这段经验对他（督导者）而言，至少同样富于教益，如同对受督导者一样。
并且这一点几乎越发明显：受督导者在其中越少显露这些天赋，某些人就越把它们说成不可传达；而他们越是对自己所谓技术秘密摆出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这种倾向就越是如此。
这一谜题之所以成立，其理由在于：受督导者在其中扮演着一种主体话语过滤器的角色，甚至是一种折射棱镜；因此，一幅“立体投影”就以结果被呈交给督导者，它(折射棱镜)已经把三、四个层级剥离出来；督导者可以在这些层级上，读出这段话语所构成的那份“多声部谱面”。
督导受益于他所处于的位置，受督导者需要这么一位角色。但这个角色并不意味着其具备某种不可传达的天赋，而在于这个位置赋予角色的“视角”。
如果督导者能够把受督导者置于一种主体性位置——这一位置不同于那个带着阴沉意味的术语“控制（contrôle）”所暗示的主体位置（英语里倒是更妥帖地用 supervision 来替换它，但也仅限于英语）——那么受督导者从这种练习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将是学会把自己置于那种二阶主体性的位置上：情境从一开始就几乎自动地把督导者放在这一位置上。
他将在其中找到一条真正的道路，以抵达那种东西——分析师那个经典说法所说的“游离的注意”，甚至“分心的注意”，对它的表达也只能极其粗略。因为关键在于要知道这种注意指向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全部工作正是为了证明它并不指向主体言语之外的某个对象。然而有些人却强迫自己，务必不让这个对象离开视野。倘若分析必须循此一路，它必定会求助于别的手段；否则，它就会成了唯一一种：把达成自身目的所必需的手段亲手封禁的方法。
分析师所能触及的唯一对象，是那种把他与主体——就其作为自我（moi）联结在一起的想象性关系；而既然无法将它消除，他就可以利用它来调节自己耳朵的“吞吐量”，遵循一种用法：生理学与《福音书》相一致地表明，这种用法才是正常的——给耳朵以用途，使之不听见；换句话说，使之用来侦测那必须被听见的东西。
因为他并没有别的耳朵：既没有第三只耳朵，也没有第四只耳朵，可供那种人们妄想的“跨听”（transaudition）——可以从无意识到无意识的直接传听。我们将说明：对于这种所谓的沟通，应当怎样看待。
在分析师与来访者之间有一个“moi”。
我们从分析中言语功能最不讨好的一个切入点入手：也就是从空话切入——在空话里，主体似乎徒然地谈论着某个人；即便那个人与他相像到几乎难以辨别，这个人也永远不会加入到主体之欲望的承担之中。
我们在那里指出：言语在理论与技术之中之所以遭到日益增长的贬抑，正源于此。
仿佛一只沉重的磨盘翻倒压在言语之上，于是我们不得不逐步抬起那只能作为分析运动之飞轮的东西：即个体的心理生理因素；而事实上，它们始终被排除在分析的辩证法之外。
若把分析的目标设定为：去改变这些因素自身的惰性，那就等于把自己判处于一种“假装在运动”虚构效果之中；而技术中的某种倾向，确实似乎正满足于这种虚构。
如果我们现在把目光投向精神分析经验的另一个极端——在它的历史之中，在它的个案文献中，在治疗的进程中——我们将会看到一组对置——“此时此刻（hic et nunc）”的分析而言，对面是——回溯追忆的价值：它既是指标，也是治疗进展的动力；
就强迫性的“主体内性”而言，对面是癔症性的“主体间性”；就对阻抗而言，对面是象征性的解释。充实言语（parole pleine）的的实现由此开始。
【充实言语（parole pleine）】对应标题的虚语。
让我们考察这种充实言语所构成的那种关系。让我们记起：由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方法，在它诞生不久之后，就被布洛伊尔的一位病人——安娜·O.——以“talking cure（谈话疗法）”加以命名。让我们再提醒自己：正是同这位癔症一起开启的那段经验，使他们发现名为“创伤”的致病事件。
如果这个事件被认定为症状之因，那是因为：把其中一个纳入言语（在病人的那些“叙事”里），这便决定了另一个的消退。这里，“觉察到(prise de conscience )”这一术语——它借自人们立刻就赋予该事实的那套心理学解释框架——仍保有一种威望；这种威望值得我们警惕：我们对那类看上去不证自明的解释应当保持警惕。当时的心理学偏见，阻碍人们承认：言语化就其自身而言，还具有某种现实性；在他们看来，言语化除了它的 flatus vocis（声音之气、空泛之声）之外，并无别的现实。但仍需指出的是，在催眠状态中，言语化与 “觉察到(prise de conscience )” 是相分离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迫使人们修订关于其效果的这种观念。
可是，这些行为主义式扬弃的勇士们，难道不正好可以在这里做个示范，他们说：主体究竟有没有回想起任何东西，他们无须过问？他只是把事件讲述出来而已。至于我们这边则要说：他把它言语化了。或者，为了把这个词再推进——它在法语里的回响，唤起的是潘多拉的另一副面孔，而不是那只盒子（也许倒该把这个词关进那盒子里才好）
我是说——主体是把它送入圣言（le verbe）之中；更确切地说，是送入那史诗式叙述（l’épos）之中，在其中他把自身之为人的起源带回到此刻加以讲述。
这一切发生在一种语言之中：它使他的言说能够被同时代的人听懂；更进一步，它预设了这些人的当下言说的前提。因此，史诗的传颂可以把一段往昔的话语纳入其中：它可以使用其古老的语言，甚至外语；也可以在现在时里继续推进，带着表演者全部的生气与激情；然而它以间接引语的方式运作，作为被引号隔离的一段，嵌在叙述的线索之中；倘若它被演出，它便是在一处舞台上——那舞台含括的在场者，既有合唱队，也有观众。
催眠性的回忆追溯，无疑是对过去的再现；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以言说呈现的表象，而就其“被说出”这一点而言，它牵连着各式各样的在场。它之于清醒的回忆追溯——在分析中竟被古怪地称作“材料”（le matériel）。正如那种在公民集会中上演的城邦原初神话的戏剧之于历史：历史固然由材料构成，而今日一个民族却是在其中学会阅读一种正在行进中的命运象征。
用海德格尔式的语言可以说：二者都把主体构成为 曾在(gewesend)，也就是说，使主体成为那位“曾经如此存在过”的人。但在这种时间化的内在统一之中，“存在者”（l’étant）标记出诸多“曾在过”（les ayant été）的汇聚。也就是说：只要从这些“曾在过”的诸时刻中的任意一个出发，设想还有别的相遇，就会从中生出另一个“存在者”，它将使这一“曾在过”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
癔症式对过去的揭示之所以显得暧昧，并不在于其内容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摇摆——因为它同时处在这二者之中。它也不在于它是说谎的。而在于：它向我们呈现出真理在言语中的诞生；并且正因如此，我们撞上了那种东西的现实性——它既不真，也不假。至少可以说：这正是其问题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点。
因为，这一揭示的真理在于：是当下的言语在当前的现实中为它作证，并且以这一现实之名奠立它。而在这现实之中，唯有言语，为过去诸种力量中那一部分作证——那一部分在每一个岔路口上、在事件作出选择之处，都被排除在外。
因此，在回忆性追溯中那种“连续性”的条件——弗洛伊德正是在那里衡量治愈之完整性——与伯格森关于绵延复原的神话毫无关系；在那神话里，若每一个瞬间不能概括此前一切瞬间的变调，它自身的真实性便要被抹除。问题在于：对弗洛伊德来说，这里牵涉的既不在生物性的记忆，也不在其直觉主义的神秘化，亦不在症状的 paramnésie（记忆谬误/伪记忆），而在追忆，也就是历史：把天平支点压在日期确定性的刃口上；在这架天平里，关于过去的推测使对未来的允诺摇摆不定。
让我们把话说得明确一点：精神分析的回忆性追溯所关切的并非现实，它关切的是真理；因为充实言语（parole pleine）的效果在于：把过去的诸种偶然重新编排，并赋予它们以将来必然性的意义——而这些“将来之必然性”，正是由主体使之成为当下的那一点点自由所构成的。
弗洛伊德在阐述“狼人”个案时所继续推进的那条研究的曲折迂回，证实了上述论述，并使它们在此获得其充分的意义。
弗洛伊德在给原初场景（scène primitive）定年时，要求证据被彻底对象化；可是一旦转到另一面，他便不加展开地预设：凡是他认为必要、足以在主体每一次结构重组的转折处解释其效果的那些事件之再主体化（resubjectivations），都应当成立。也就是说：事件会发生同样多次的重构；用他自己的说法：nachträglich，après coup（事后地，追溯地）。。
更进一步，他以一种近乎漫不经心的大胆宣称：在对诸过程的分析中，把事件在主体中保持潜伏的那些时间间隔加以省略，是正当的。也就是说：他取消“理解时刻”（temps pour comprendre），把重心转交给“结论时刻”（moments de conclure）——正是这些时刻，把主体的沉思催促向那需要被决定的意义：关于原初事件的意义。
请注意：理解时间（temps pour comprendre）与结论时间（moment de conclure）是我们在一个纯粹逻辑的定理中界定的两个函数(fonctions)；我们曾在一个纯粹逻辑的定理中对它们作出定义。并且，我们的学生对它们很熟悉，因为它们已经证明：它们非常适于那种辩证分析——借助这种辩证分析，我们在一场精神分析的进程中引导他们。
主体正是对其历史的这种承认（assomption）——就其作为指向他者的言语（parole adressée à l’autre）所构成而言——构成了那一新方法的底基；弗洛伊德把该方法称之为“精神分析”（psychanalyse），这一命名落在 1895 年。
至于 1904 年，不久前曾有一位权威那样讲；他一旦脱下“谨慎沉默”的外衣，便显得他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仅止于其著作的名字。
同弗洛伊德一样，在对其方法之意义的这番分析中，我们并不否认：在癔症症状发作的那些状态里，呈现出一种心理—生理的断裂；我们也不否认：这种症状可以通过某些方法——催眠（hypnose），乃至药物催眠（narcose）而得到处理；这些方法会再现这些状态的断裂。只是同样明确地，如同他自某一时刻起明确禁止自己再诉诸这些方法那样——我们拒绝一切以这些状态作为依据的做法：无论是为了解释症状，还是为了治愈症状。
因为，如果说这套方法的独创性正是由它所禁止自身的那些手段所构成，那是因为：它为自己保留的那些手段，已经足以构成一个领域；而这个领域的界限，规定了它的诸种操作的相对性。
它的手段，是言语：就言语向个体的诸功能赋予意义而言；它的领域，是具体话语：就具体话语作为主体之跨个体现实的场域而言；它的操作，是历史：就历史构成真理在真实中的涌现而言。
首先确实如此：当主体投入到分析之中时，他接受一种位置；就这个位置来说，它的构成性强于一切会蒙蔽主体的指令。这就是对话的位置；并且，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哪怕这句提醒会让听者感到错愕。
因为，这正好提供一个契机，用以强调：在此，主体的陈述包含着一个听话者（allocutaire）；换句话说，说话者（locuteur）在其中把自己构成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
即便他是在向幕后说话。他仍是对那个（大）他者发话——我们后来已将其理论加以巩固；而这也要求：在我们重新沿用那个当时仍不得不拘守的术语——“主体间性”时，作出某种悬置。
其次，正是以这种对话为基础——就其包含对说话者的回应而言——意义才会在我们这里，从弗洛伊德所要求的那一点中被释放出来：即在主体的诸种动机之中恢复连续性。对这一目标作出操作层面的检验，使我们确实看到：它只能在话语的主体间连续性之中得到满足；而主体的历史正是在这话语之中被构成的。
正因此，主体可以在某种药物的作用下，对其历史作出预言式的滔滔陈述；这些药物使意识入睡，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真理血清”。在这种情形中，对反义/误解（contresens）的确信，泄露出语言自身的讽刺。但即便把他那段被录下的言说原样转播回去——哪怕是借由他的医生之口来转述——这种话语以一种异化了的形式抵达他，也不可能产生与精神分析式对话同样的效果。
什么真理血清，不就是上吐真剂嘛。
因此，正是在一个第三项（troisième terme）的位置上，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发现，才在其真正的根基上变得清晰，并且可以用如下这些简单措辞来表述。
无意识并不处于主体可支配之中，因而主体无法凭它重建其意识言语的连续性——它是具体言语在其跨个体性这一维度上的。
于是，只要把无意识的概念归诸某种个体的现实，它所呈现的悖论便消失了。因为，把它简化为“无意识的倾向”，只能以回避那种经验为代价，才算“解决”了悖论；而那经验清楚表明：无意识参与到观念的诸功能中，甚至参与到思想的诸功能中。正如弗洛伊德在此明确强调的那样：当他无法从“无意识的思想”中排除自相矛盾词组时，他便为它送上一份护身符般的“祷告”，以此一句祈请作为凭据：sit venia verbo(请原谅我这样说)。我们也确实顺从他：把过失归到言辞（verbo）上。
不过，归到那种在话语中得以实现的“词”上——话语像传话游戏那样在口与口之间流转——从而把意义交付给那接受其讯息的主体之行动：这意义使该行动成为其历史（histoire）中的一个行动，并赋予它以其真理。
【言辞】 言辞、词语、圣言
在希腊哲学与早期基督教神学里，Logos既指“言说/话语”，也指“理性、秩序、宇宙的内在理则”。基督教神学用 Logos 指称“圣言”。
拉康把“过失”推给“verbe”，随后立刻限定为“在话语中实现了的 verbe”，强调它在主体行动中产生意义与真理的效力。
于是，那种针对“无意识的思想”所提出的术语层面的自相矛盾的反对，出自一种在其逻辑上根基不稳的心理学，也就随着精神分析领域本身的区分而失去立足点：因为精神分析领域正是在它呈现出话语现实的自主性之处，才得以成立。并且，精神分析师的那句“然而它仍在运动！（eppur si muove !）”，在其效力上与伽利略的那句相接合：这种效力并不属于“事实经验”；而属于“心灵实验（l’experimentum mentis）”。
无意识，是我这部历史中的某一章：它要么被一个空白标记着，要么被一个谎言所占据：这就是被审查的一章。可是，真理能够被重新找回；而且多半，它早已写在别处。即：
——在纪念物之中：而这就是我的身体；也就是神经症的癔症性核心；在其中，癔症症状呈现出一种语言的结构，并且可被解读为一种铭刻/题记式的书写：它一旦被收集（recueillie），便可以在不造成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被毁去；
——也在档案文件之中：也就是我童年的回忆；当我不知道它们出自何处时，它们同样晦暗难辨，丝毫不比那些档案更易穿透。
——也在语义的演变之中：而这对应于那属于我个人的词汇之储备及其诸种义项/用法，也同样对应于我生活的风格与我的性格；
——也在传统之中，甚至在那些以英雄化形式承载、流传着的我的历史传说之中；
——最后，在那些痕迹之中：这些痕迹不可避免地被各种扭曲所保留；而这些扭曲，是由于要把那一些被污染的章节接合进包围着它的诸章节之中所必需的；并且，我的阐释（exégèse）将把它们的意义重新确立起来。
那位学生若有这样一个念头——确实相当罕见，以至于我们的教学正致力于把它传播开来——即：为了理解弗洛伊德，阅读弗洛伊德本人比阅读费尼歇尔先生（M. Fenichel）更为可取；那么，他一旦着手去做，便能够意识到：我们刚才所表达的东西，甚至连其中的那点文采也谈不上多么原创；因为在其中找不出任何一个隐喻，不曾被弗洛伊德的著作以一种主题反复的频率所重复，而在这种反复之中，弗洛伊德著作自身的结构纹理（trame）也随之透显出来。
【经纬】trame 有“织布的纬线”的意义，也可指作品的“结构纹理”。
于是他便能更容易地在自己实践的每一刻触及这一点：这些隐喻会失去它们的隐喻维度——一经加倍便被消解，不再以隐喻的方式起作用。
他将承认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在隐喻的专属领域中操作；而隐喻不过是“符号性的位移”的同义名，而这种位移正是在症状中被动员起来的。
【加倍】redoublement “加倍/重复一次使之成对”。
在此之后，他将更能判断：费尼歇尔先生（M. Fenichel）的著作是由一种想象性的位移所驱动；通过衡量两种参照之间在一致性与技术效力上的差别：一边是援引个体发展那些被所谓的器官性阶段；另一边是探寻某一主体历史中的特殊事件。
这个差别，完全就是那种将真正的历史研究与所谓“历史规律”分开的差别；对于后者，可以说每个时代总能找到它的哲学家，按当时占优势的价值，把这些规律散播开去。
这并非说：沿着那条从博叟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到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路线，在历史总体进程中所发掘出的不同意义，就没有可以保留的东西；而在这条道路上，奥古斯特·孔德与卡尔·马克思的宏大建构如同里程碑般点缀其间。
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无论用来指引对不久之前的研究，还是用来多少有点根据地推测明天将发生的事件，都同样缺乏效力。
再说，它们也足够“谦逊”，会把自己的确定性推迟到后天；它们也并不至于过分“矜持”，因而能够承认那些修订——这些修订使人得以“预见”昨天发生了什么。
因为，说精神分析与历史一样，作为科学，它们是“关于个别者的科学”，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所要处理的事实是纯然偶然的，甚至是人为拼造的；也不意味着：这些事实的最终价值会被化约为创伤那种粗粝、未经加工的原始形态。
精神分析与历史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关注不可还原为一般规律的“个别”。同时拉康这里强调了这种“个别性”并不意味着走向“随机的无意义”。
而是通过结构化的解释来显现意义。
就像上文所写的那样对于无意识：
——最后，在那些痕迹之中：这些痕迹不可避免地被各种扭曲所保留；而这些扭曲，是由于要把那一些被污染的章节接合进包围着它的诸章节之中所必需的；并且，我的阐释（exégèse）将把它们的意义重新确立起来。
事件是在原初历史化之中生发的；换言之，历史已经在那座舞台上被造就出来了：一旦写成，人们会在那舞台将其上演——无论是在内在法庭那里，还是在外在法庭那里。
在某一时期，圣安托万郊区发生的骚乱，被其参与者体验为议会或王廷（la Cour）的胜利或失败；在另一个时期，同样的骚乱则被体验为无产阶级（prolétariat）或资产阶级（bourgeoisie）的胜利或失败。
并且，借用勒茨（Retz）的说法：尽管总是人民为之埋单，它也绝非同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要说的是：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不留下同一种类型的回忆。
也就是说：随着“议会与王廷”的现实消失，第一种事件将回到它的创伤意义；这种创伤性价值：若不明确地重新唤起其意义，它便可能出现一种渐进而切实的消退。
与此同时，第二种事件的记忆即便在审查之下仍将保持非常鲜活——正如压抑的遗忘乃是记忆最鲜活的形式之一——只要仍然有人把他们的反抗置于一种“为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到来而斗争”的秩序之下；还会有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那些关键词赋予意义。
这段用来解释最近关于《芳华》的一系列笑话可以说非常贴切了。
因此，说我们要把这些评论挪用精神分析的领域中去，会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它们原本就在其中。并且，它们在那里所促成的开解与辨析是显而易见的：即在“无意识的破译技术”与“本能理论——乃至驱力理论”之间，作出区分。
我们使主体去识别、并把它认作其无意识的东西，是他的历史——也就是说，我们帮助他把那些事实的当下时间中的历史化加以完善：这些事实在他的存在中，早已决定了若干个历史性的“转折点”。
但是，如果它们曾经起到这样的作用，那已经是作为历史事实来起作用的；也就是说：它们要么在某一种意义中被承认，要么在某一种秩序（ordre）中被审查。
我们使主体去识别、并把它认作其无意识的东西，是他的历史
这句话其实挺有意思的，历史本身具备某种“历时性”。有时间，有进程，有脉络。
而这一切与时间性有关的体验只有在事后，或者说只有在回溯性建构历史时才可以被“他的历史”所指涉。并且此时“他的历史”作为一个语言此刻指向的对象，时间跨度被压缩到当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要不是被某种意义所承认，要不被某种秩序所审查。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关于无意识的总结。
因此，任何对某个所谓的本能阶段的固着，首先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烙印：它可以是一页被遗忘或被抹销的羞耻之页；也可以是一页迫使人承担的荣耀之页。
但是，被遗忘的事物会在行动中被召回；而抹销（annulation）会与在别处被说出的东西相抵触；正如那种强制会在符号之中延续那个海市蜃楼本身——主体正是在其中发现自己被捕获。
被遗忘的事物会在行动中回返；
被抹消的事物会与“别处被说出的东西”发生抵触；
被当作义务承担的事物会在符号中延续主体被困住的幻景。
以上三个都能说明无意识在主体的历史中如何烙印以及产生作用的方式
简言之，本能阶段在被体验之时就已经被组织进主体性之中了。说得更明白些：那个孩子的主体性——他把对自身括约肌的训练功绩记作一次次胜利与失败；在其中享乐于其泄殖腔式孔口的想象性性化；把自己的粪便性排出当作攻击，把自己的滞留当作诱惑，把自己的松弛（放松）当作符号——这种主体性，与那位精神分析师的主体性并无根本上的差异：后者为了理解这些形式，试着把他称作“前生殖器的”那些爱的形式复原出来。
换言之，肛门期无论在被亲历之时，还是在被回想时，都同样是纯粹历史性的；并且，它同样是纯粹地奠基在主体间性之中的。
相反，把它认同为某种所谓本能成熟的一个阶段，则会把最优秀的头脑也直接引向歧途：他们甚至会在其中看见个体发生学中再现了对动物门类某一阶段；而这个阶段竟需要到蛔虫乃至到水母那去寻找。
这种推演，在巴林特的笔下固然显得机巧，却会在别处导向各种不着边际的胡言，甚至导向一种疯狂：它到原生生物里去寻找身体被侵入的想象图式，并宣称对这种侵入的恐惧支配女性的性。
既如此，何不也以同样借口在龙虾身上寻找自我形象——毕竟你们都在每次蜕壳之后又重新获得它们的甲壳？
有一位名叫雅沃尔斯基（Jaworski）的人，在 1910—1920 年间，曾构建起一套相当“漂亮”的体系：在其中，“生物学平面”一路延伸，直达文化的边界。
如果我记得没错——而这套体系还偏偏在中世纪晚期的某个时段，以“铠甲的共同繁盛”为题，给甲壳类这一类群配上了它的历史“配偶”——此外，他也没有让任何一种动物形态在其人类那里找不到对应物，软体动物与臭虫都未被排除在外。
类比并不等同于隐喻；自然哲学家之所以在其中找到凭借，所要求的乃是歌德那样的天才，而连他的例子本身也并不鼓舞人。
在我们这门学科的精神中，再没有什么比类比更令人反感；正因为明确地与之保持距离，弗洛伊德才为梦的解释开辟出其专门道路，并由此引出了“分析的象征主义”的概念。
我们要说，这一概念严格地与类比思维相悖；然而，由于一条可疑的传统，仍有人，甚至就在我们之中，至今把它与类比思维连带为一体。
正因如此，那些滑向荒谬的过火之行为应当被重新利用，它们有其使人醒悟的价值；因为，为了让人看清某种理论的荒谬性，它们会把目光重新拉回到一些全然并非理论性的危险之上。
这种“本能成熟”的神话学，由弗洛伊德著作中断章取义的拼接而成，确实会催生出一些精神性的难题：这些难题所蒸腾出的“水汽”，凝结为云团般的理想，又以阵雨反过来灌溉那原初神话。
最杰出的笔者把他们的措辞提炼出来，用以建立一些“方程式”，好让它们满足那神秘的“genital love”的诸般要求。（有些概念，其怪异之处更适宜借助一个外来术语的括号来安放；而他们将会回以一句“尚不明确”，并自己的签上大名）。
然而，没有人似乎会被由此产生的不适所动摇；人们反倒从中看到了一种素材，用来鼓励精神分析“规范化”的所有明希豪森们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往上拽——寄望于抵达那样的“天外世界”：在那里，生殖客体得以实现，甚至连“客体本身”也得以实现。
即便我们精神分析家确实处在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足以认识到词语的力量，这也并不足以成为让我们把这种力量用来指向不可解之物的理由；更不足以让我们如《圣马太福音》中，基督对法利赛人所发出的那句诅咒那样去“捆扎沉重而难以承受的重担，把它们压在人的肩上”。
因此，我们试图用来把一个主体性问题纳入其中的那些术语或许会令一些挑剔的人觉得不够令人满意。只要他们把这些术语同那些旧日围绕“自然与恩典”的争论所使用的术语作一比较；那些术语即便混乱，仍足以支撑争论。
因此，这种贫乏也可能让他们所能期待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效应的质量而感到担忧。而人们将会希望对 logos 的诸功能有更好的把握，能够驱散我们那些奇
于是，这种贫乏也会使他们对其使用所能期待的心理学与社会学效果之质量心存疑惧。人们将会希望：对 logos 的诸功能有更好的评估，能够驱散我们这些奇幻的“神恩（charismes）”之谜。
为了把我们限定在一条更为清晰的传统之内，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拉罗什富科那句著名的格言：——“倘若他们从未听人谈起过爱情，有些人本来永远也不会坠入爱河。”我们不要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对爱情的“实现”。这种实现完全是想象性的，以至于人们会据此对爱情提出苦涩的反驳。
相反，我们应当把它理解为一种真实的承认：爱情对符号所负的债，以及言语所携带的爱。
无论如何，只需回到弗洛伊德的著作，便可知道：他把本能理论放在何等次要而假设性的层级上。他一再强调：在他看来，本能理论连片刻也无法抵挡一段历史中最细小的个别事实。并且，当他在概述“狼人的案例”时援引“生殖性自恋”，这已足以显示：他对由力比多阶段构成的既定秩序怀着何等轻蔑。
更进一步：他在那里提到本能冲突，其用意指向随即远离它；他转而在“我没有被阉割”这一符号性的孤立之中——主体在此得以确证——辨认出一种强迫性的形式，异性恋的选择在其中仍被钉牢；此形式对抗着另一种效应：自我（moi）曾遭受一种趋向同性恋化的捕获效应，而自我被带回到原初场景的想象性矩阵中。
这才构成真正的主体冲突：其中涉及的只是主体性的种种周折。以至于，“我”对“自我”（« moi »）的输赢，会随宗教的教理化，或那种灌输式的启蒙而转移。弗洛伊德先凭借他作为分析师的操作，使主体在自身处经验到这些效应，然后才在俄狄浦斯情结的辩证法中向我们加以说明。
正是在对此类个案的分析之中，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完美之爱的实现并不出自然，而是出自恩典；它源自一种主体间的契合，这种契合把自身的和谐施加到那支撑着它、却本身处于撕裂状态的自然之上。
“可是，你翻来覆去的念叨的这个主体，究竟是什么呢？”——一位不耐烦的听众终于喊道。“难道我们不是早就从拉·帕利斯先生那里得到过教训：凡是由个体所经验到的一切，都是主观的吗？”
——天真的嘴啊，我余生最后的日子都要用来赞美你；别闭上眼睛，张着这张嘴听我说吧。
主体远远超出个体“主观地”所经历的一切：它恰恰延伸到主体所能抵达的真理那么远；而这真理或许就会从你刚刚闭上的这张嘴里出来。
是的，他的历史的真理并不全都在他的历史的卷册中；虽然它在其中的位置仍会被标记出来
——而在那些痛苦的打击中：他因为仅认识自己的回复而承受其痛；
——甚至也标记在某些页面中：这些页面的杂乱也不给他带来任何宽慰。
主体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在弗洛伊德关于其所谓“心灵感应”的研究中更为清楚：就心灵感应是在分析经验的语境中显现而言。
主体的话语与一些事实发生巧合：这些事实并非主体可能获知之事，但它们始终在另一种经验的联结之中活动；而在那种经验里，精神分析家是对话者。
这种巧合往往由纯粹语言层面的趋同所构成，甚至达到同音同名的程度；若其中包含一个行动，所涉及的便是：分析家的一位分析者所做的行动搬演(acting out)，也许可能被分析者的一个正在接受分析的孩子的行动搬演(acting out)。
这是一类发生在可沟通的话语网络中的共鸣案例；若能对其作深入研究，就能照亮日常生活中呈现的类似事实。
人类话语的无所不在，也许有一天能够在其文本的全向—全域传播的露天苍穹之下，被一览无余地把握。这并不是说：由此便会获得更多的和谐一致。
但这正是我们的经验所聚焦的场域：一种只在表象上呈出二元的关系，因为凡是把其结构的任何设定仅仅置于二元术语之中，对它在理论上同样不相称，在技术上同样具毁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