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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尤其需要牢记的是：在自然之中，并不存在胚胎学、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临床之间的那种分离；并且，事实上只存在一门学科神经生物学。就我们所涉及的对象而言，迫使我们为它加上“人的”这一限定语。（此语句曾于 1952 年被选作某精神分析研究所的题辞。）
我们在此将要读到的这一篇论述，理应从其产生的情境来加以引述。因为它自身承载着这些情境的印记。
这一主题被提出给作者，用以构成那种惯常的理论报告；它属于一次年度会议：当时那一社会团体代表着法国的精神分析十八年来一直延续着一项传统；这项传统被称为“法语精神分析家大会”（« Congrès desPsychanalystes de langue française »），两年前起，这一大会又扩展到使用罗曼语族语言的精神分析家（其中把荷兰也算进去，算是一种语言上的宽容）。这次大会原定于1953 年 9 月在罗马举行。
在这段期间，严重的分歧使得法国小组内部发生了一次分裂。它们是在创立一所“精神分析学院”（« institut de psychanalyse »）之际显露出来的。于是人们得以听见：有一个团体成功地在其中强行确立了自己的章程与计划，并宣称：它将阻止某人在罗马大会上发言——此人曾与其他人一道，试图在其中引入一种不同的构想；而该团体为达此目的，动用了其权力所及的一切手段。
那些之后创立了新的“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人不认为他们就必须让那场已被宣布的集会落空，剥夺掉那一大多数拥护他们教学的学生；甚至他们也不认为他们就必须从那一处为集会预先安排好的显要场所中退出。
来自意大利团体的慷慨与援助，使他们并未落入一种仿佛是在普世之城里不受欢迎的来客的位置。
对于这篇发言的作者而言，他以为自己会得到援助，尽管在谈论言语这件任务上，他不得不把自己抬升到可能并不相称的高度，而这种援助来自于某种就铭刻在此地本身之中的默契。
至于这篇发言的作者，他以为自己会得到扶助：无论他自认为多么不够格去承担“谈论言说”的任务，他仍认为至少在这一场所中存在某种默契（去支撑他的发言）。
即便他与“谈论言语”的任务不相称，他也仍指望在“此地本身”(也就是罗马的学会上)存在某种默契来支撑这次发言。 ——期望讲台能给自己提供一些支撑。有点太客气了属于是。
确实，他记得：早在那“世界上至高的教坛”的荣耀在此显现之前很久，奥卢斯·盖利乌斯在其《阿提卡之夜》中，就曾为那被称作“梵蒂冈山（Mons Vaticanus）”之地给出一种词源解释：vagire，这个词指婴儿出生时发出的最初声音，也就是言语最初的咿呀。
所以，如果他的发言终究只能不过是一次婴儿般的啼声，那么至少，他将会在此取到一种征兆：在他的学科之中，更新那学科在语言之中所取得的根基。
因此，即便他的发言终究不会超过一声vagissement（婴儿般的啼声），至少他也将在此取一个“征兆/吉兆”：借此更新那学科在语言（langage）之中所取的根基。
也正因此，这一次“更新”从历史那里汲取了过多的意义，以至于就他本人而言，他不可能不与那种传统写法决裂——那种写法把“报告（rapport）”的位置安放在汇编与综合之间；他把它改写成一种反讽的写法：用来对这门学科的根基提出质询。
既然他的听众正是那些学生——他们在等待我们给出言语——那么这篇发言首先就是对他们说的；并且也是为了在他们面前放弃那些规矩——那些规矩只在占兆官彼此之间才被遵守：用琐碎去模仿严谨，并把规则与确定性混为一谈。
确实，在那场把他们带到当前局面的冲突之中，就他们作为主体的自主性而言，人们表现出一种如此骇人的误认，以至于由此凸显出的首要要求只能是一个反应：反对那种始终不变的口吻——正是这种口吻让这次越界成为可能。
这是因为：超出那些曾促成这场冲突的地方性情势之外，一个弊病已经暴露出来，而且远远超出这场冲突自身的范畴。 仅仅是这样一种主张本身——竟然可以企图以如此独断的方式去规制精神分析家的培养。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套培养的既定制度，是否会导向一种悖论性的结果：对学习者持续的某种“幼稚化”。
诚然，弗洛伊德曾把那些带有启蒙性质、并且被强力组织起来的形式视作其学说得以传递的保障。在这样一门学科的处境之中确实有其理由：这门学科若想存续下去，只能把自身维持在一种完备的经验上。
但它们难道没有导向一种令人失望的形式主义吗？这种形式以惩罚风险的方式打击主动性；并且它把“学者们的意见之统治”变成一种驯顺谨慎的原则，在这种谨慎之中，研究的真实性先被磨钝，继而枯竭。
在我们这一领域中被调动起来的诸概念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这使得：在任何别处，一个精神在陈述自己的判断时， 都不会如此彻底地冒着一个风险——发觉并暴露自身的尺度。
但这理应产生一个后果：使论述的第一要务（即便不是唯一要务）成为这样一件事——通过阐明原则，来使诸种论题从束缚中解放出来。
就我们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对分歧本身赋予任何价值。恰恰相反：我们是在颇为惊讶的情况下，在伦敦国际大会上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在那次大会上，因为我们违反了惯常的程序，我们是以请求者的身份前往的——一位对我们抱有善意的人士竟然遗憾的表示：认为我们无法用某种学说层面的分歧，来为我们的分裂行为加以辩护。这是否意味着：一个自称为“国际性”的协会，除了维持我们经验之共同性的原则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目的？
【请求者】以寻求接纳，寻求认可 请求者的身份参加大会。
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即便我们有所创新，也绝非想要把这种创新当作一种功绩来自夸。
在这样一门学科之中——它之所以具有科学价值，只是因为那些理论概念：弗洛伊德在其经验不断发展的过程里把它们锻造出来；但这些概念由于仍未得到充分的批判，因而也仍保留着日常语言的含混，它们借助这种回响而获益，同时也并非不承担误解的风险——在我看来，若要断裂它们术语上的传统，仍嫌过早。
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术语之所以能够变得清晰，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把它们与当下人类学的语言确立起等价关系；甚至，把它们与哲学中最新提出的问题确立起等价关系——在这些问题上，精神分析往往只是把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收回。
感慨了一下，这是1953年的拉康。从年纪上毫无疑问是一个小老头了。
但是字里行间中有一种天真烂漫，与晚期拉康的状态有着显著的不同。
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一项任务是紧迫的：面对那些在日常例行用法中日渐失去锋芒的概念，把它们在两条道路上重新找回的意义提炼出来——一条是回到它们的历史，另一条是反思它们的主体性根基。
这无疑就是“教学分析师”的功能——一切其他功能都依赖于它；也正是在这一功能之中，经验的代价最清楚地被刻写出来。
一旦忽视它，意义就在那种只靠意义发生效力的行动中被抹去；技术规则若沦为“配方”，经验便不再具有任何认识意义，连现实的判准也会丧失。
【沦为配方】： recette 有“食谱/配方/诀窍”意味，把复杂经验简化成可重复的步骤。
因为，在“什么能赋予一项行动以其正当地位”这一点上，没有人比精神分析家更不苛刻；而这项行动他自己也几乎要把它看作魔法——只因他不知道该把它安置在何处：安置在一种关于其领域的构想之中，而他又几乎不去让这种构想与自己的实践协调。
我们把那段题辞的装饰移到这篇序言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例子。同样，它也与一种关于分析训练的构想相吻合：就像一所驾校——它还不满足于自以为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权：发放驾驶执照；它甚至会幻想自己处在一种位置上，足以去监管汽车的制造。
这个比拟有它自身的分量，也就仅止于此；但它至少不会比那些在我们最严肃的会议中盛行的比喻更差——而那些比喻，由于起源于我们对蠢人所作的那种言说，甚至连“圈内人的玩笑”都说不上；却依旧仿佛凭借其浮夸的荒谬，收获了某种价值。
这从那种人们熟知的比拟开始：把那个让自己过早被带入临床实践的候选者，比作一位在没有无菌措施的情况下动手术的外科医生；而它又一路延伸到另一种催人泪下的比喻——那些不幸的学生，他们因导师间的争吵而受伤，就像父母离婚中的孩子一样。
无疑，最后这一种新出的比拟，在我们看来，是受这样一种敬意所启发：这种敬意本就应当给予那些人的——他们确实遭受了按我们较为克制的说法——一种对教学的压力；这种压力把他们置于严酷的考验之中。但与此同时，当我们听到这种颤音式的腔调出自导师之口时，也不免要问：“幼稚”的界限，是否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被一路往后推到了愚蠢的地步。
这些陈词滥调所遮盖着的那些真理，却仍然值得我们把它们交给更为严肃的检验。
作为一种指向真理、并且对主体性伪装进行去神秘化的方法，精神分析若把其原则运用于它自身的行业共同体，是否就显得野心过大？也就是：把这些原则运用于精神分析家们对如下诸点的构想——他们在病人身旁所承担的角色，他们在知识共同体中的位置，他们与同侪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教学使命？
也许，重新打开几扇窗，让弗洛伊德思想的阳光再次照进来，这篇阐述会缓解某些人的一种焦虑：当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迷失在它自身的晦暗中时，所引发的焦虑。
无论如何，在提及这篇发言的具体情势时，我们并不打算用它从中承受的那种匆促，去为它那些过于明显的不足开脱；因为正是出自同一种匆促，它才连同其形式一起获得其意义。
同样，我们也已经在一个关于主体间时间的范例性诡论之中，证明了“匆促”的功能：它就在那种逻辑的跃进推进之中发挥作用，而真理正是在那里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条件。
凡属被创造出来的，无不在急迫之中显现；凡属急迫之中的，无不在言语之中生出它的超越。
但同样也没有任何东西不会在那里变得偶然：当那一刻来到人这里——在那一刻，他能够在同一个理由之中辨认出：他所选择的立场，以及他所指认的失序；从而在真实之中理解它们的连贯性，并且凭借他的确定性，预先把握那种把两者置于权衡之中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