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妇般的现代性
弗洛伊德的道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走通？今天，它还可以走通吗？明天呢？
假设：也许精神分析的命运与诗歌的命运相连。
如果是这样，就有危险了。
诗歌的处境不妙。如果想到诗歌写作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激起的种种激情，想到诗人的言说行为那光芒四射的位置，想到诗歌不久前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仍占有的崇高地位，想到它曾经是那么多东西的枢纽，我们怎能不想起普鲁塔克，这位阿波罗的祭司？在他的时代，他亲眼看见神谕被遮蔽，变得平淡如散文，然后缓缓归于沉默。
从前，我已经在你们面前提过《皮提亚对话录》。普鲁塔克，我想起您！这是波德莱尔诗句“安德洛玛克，我想起您”的回声，我从前评论过这句诗。它纪念了一个倾覆的时刻，一个精神时代正在死去的时刻。它的气息吐尽，化作一缕怀旧的烟雾。
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刻，大概能解释为什么古代世界的终结与基督教的出现，一经唤起，便令我们——至少令我——发生共鸣。
该以旧事物翻覆、坍塌的方式谈它吗？还是以新事物行进的方式？拉康给我们的提示倒更像是后者，恰恰是在他提出什么使弗洛伊德的道路得以走通的时候。
他在“康德同萨德”一文中提出了这一点，见《文集》第765页，旧的那部《文集》。在那里，他指出“在趣味的深处行进的东西”，准确地说，是在十九世纪行进的东西；它准备了弗洛伊德的时刻和道路。
“趣味的深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浪漫主义的，正如这样一种感觉：不被察觉，无形无声，动静极小，踏着鸽子的脚步，或者像鼹鼠一样向深处挖掘，有什么东西，一个过程，正在……“过程化”。
马拉美不说“趣味的深处”，他说“最新时尚”。不是在底下行进的东西，而是就在表面的东西，其特点是不断变化，随风转向。时代的风气。
最新时尚，总有几个人来规定。人们认定他们是创造者，让他们登上宝座。当然，所用的方式并不由一次投票正式确定。在法国，这不只关系到衣着，也关系到美食和意识形态。
有时，正在行进的东西，最后会突然爆发，锣鼓喧天地冲到你脸上，比如在报纸头版上。本周就发生了这种事，在我有幸给你们讲授的上一次课程的次日。
奇妙的是，有些人已经察觉，我在此前就处于暴怒状态。也许我是个先知而不自知。今天，我一点也不再不高兴了，因为有一星期来消化我的第一反应。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一波媒体浪潮把一位新的水泽女仙送上岸来[注]，一段时间内——多久？我们走着瞧——她将是最新时尚。
[注] “水泽女仙”（naïade）本指希腊神话中泉水、溪流等淡水水域的女神。米勒把“媒体浪潮”写成真的海浪，再让它把一位女仙送上岸，以此讽刺媒体将某种新论调捧成一时风尚。结合下文，这一形象被改称为“鹰身女妖”（harpie，法语中也可贬指尖声叫骂、脾气暴躁的女人），继而称为“泼妇现代性”：它不满足于人们在行为上顺应现代社会，还要求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精神分析家从内心赞同、热爱现代性。因此，这里的女仙形象可理解为对这种新兴舆论姿态的拟人化；从“女仙”转为“女妖”，表现的是米勒眼中新潮外表与强制认同要求之间的反差，并不能仅凭这一句认定他在指某位具体女性。参见《法兰西学院词典》naïade 条（法文）、harpie 条（法文）；语境依据为下文
miller-neveu-11-0018至miller-neveu-11-0022及miller-neveu-11-0027。
1
我说：水泽女仙。其实更像鹰身女妖。某种类似于泼妇现代性的东西，它那铲平一切的面孔，平等主义的断头民主，冲着你的脸嚎叫下面这句话。这句话得按格诺的方式写，我前些时候曾把它安在逐拉康出教者的嘴里：“这家伙当自个儿谁啊？”[注]
[注] 原文为
Hissprenpourkiy çui-là?，将“这家伙自以为是谁？”的法语口语音形黏合、变写。
听着！听听这个新消息！现代性——用波德莱尔给它的名字称呼它吧——现在居然想让人爱它！
此前，它听任人做，听任人说。它很清楚，无论人们爱它还是不爱它，它就在那里，不可抗拒。这便足以让它满足。可不！如今它要求更多了。它要求爱，要求从存在深处的赞同。这是新的宗教裁判所。它不愿只得到外在的顺从。它已经抓住了你的五脏六腑，也已经抓住了讲道理的理性，如今它还要心，还要心的理由。
现在，人们开始追捕那些假皈依者。这些曾经是极权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真的已经背弃旧信仰了吗？他们皈依民主，是真诚的吗？如果他们仍在彼此之间、秘密地、在内心深处，举行古老的仪式，敬拜那些失势的神呢？
“把你的心给我！”泼妇说。她向诗人，或者诗人所剩下的东西，提出这个要求。她围攻思想不正确的作家。她在艺术家、哲学家、知识分子的耳边鸣号。并且，别弄错，她也向精神分析家提出这个要求。
现代性发现，自从有了现代性，思想动物就不爱它，对此它非常恼火。一般说来，他们绝大多数都不爱它。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这一点。有的默默受苦，有的哀叹，有的哭泣，有的发怒，大发雷霆，有的绝望，有的发笑，讥讽。
从前，人们谈论美国生活方式，对这个伟大的友好民族多少带着不客气。如今不谈了。原因在于，它已经成了全世界许多并非美国人的人的生活方式。偶尔，有人清醒地喊起来：“可是……可是……我们全都是美国人！”有些人相信这一点。有些人想要它，盼望它。有些人拒绝它。
还有些人讥讽现代性，或者低声说它的坏话，或者谴责它，为之受苦，与之斗争，或者适应它，在坏运气面前强作欢颜，或者只是批评它，指出它远没有填补不满足，反而滋养不满足，加剧不满足。现代性传播不满足，前所未有地强化不满足，而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能够在极其广阔的尺度上被感知。
弗洛伊德也在这一行列中，带着他的《文明中的不满》。他也表达了这种抗议，这种抗议在文学共和国中占多数。这个乌托邦共和国，无疑是一种幻想，但这不妨碍它在这一点上拥有多数。
好啦！最新时尚的那只新鹰身女妖，要求人们赞同现代性。
她以谁、以什么的名义说话？她以新时代铁律的名义说话。你无能为力，你正与这些物品之雨交手，它们在想象中向你倾泻而来，无论你能否买到它们。不管你做什么，它们都会把你带向对它们的思考，它们会越来越占据那里。
这里又有一个仿佛被魔法弄得消失的词组：“消费社会。”
从前，当它还是新事物时，人们谈论它。现在不再谈了，因为它已经不再属于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在这里，是现存之物。
如今，对所谓大众文化缺乏热情，被认为极其可疑。请注意，这种大众文化往往十分精致。
人们似乎忘了，六十年代初，在知识分子阶层中，是否应该接受口袋本出版，曾引起多么激烈的争论。这个问题令人痛心，说“是”并非理所当然。然而，从一开始就清楚谁会赢，这符合时代的逻辑。
这不妨碍大多数人并不朝现代性奋身跃去，而是被拖进去，遗憾地屈服，让人知道这违背他们的意愿，倒退着进入其中。一条铜铁般的手臂紧抱他们，鲁本斯懂得怎样画出这样的手臂。人们正在上演《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注]
[注] 《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L’Enlèvement des filles de Leucippe）指鲁本斯约1618年的神话题材绘画，现藏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题材是卡斯托尔与波吕克斯劫走国王留西帕斯的两个女儿。法语 enlèvement 在这里意为“劫持、掳走”。“上演”（On joue）不是说这里真有一场同名戏剧演出，而是把眼前的社会情景比作画中劫夺场面的重演：结合前后文，米勒以此讽刺人们并非自愿奔向现代性，而是在抗拒中被强行拖入；前一句“铜铁般的手臂”正把这种裹挟化为强力搂抱的形象。参见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藏品说明（作品信息）；对“上演”及现代性的解释依据本段上下文。
某种不适随之而来。毕竟，要说服人民，一切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他们好，他们应当说谢谢，应当感觉良好，是很困难的。
人们又开始以一个已经折了翅膀的老主人能指的名义说话，这个能指叫作进步。若不从人们对进步的想法出发，又怎能定位反动？凡是没有齐声合唱、在铁拳中稍稍挣扎的东西，凡是扭扭捏捏的东西，人们就试着用一支长虱子的（pouilleuse）小飞镖（petite fléchette）把它钉住：“反动派（Réactionnaire）！”[注]这是一次尝试，看看它会不会有所结果。
[注] Pouilleuse 字面是“长虱子的”，也可贬称肮脏、寒酸的东西。这里的小飞镖又可与前篇的 Pouilleux（“脏鬼牌”）对读：两处都把“反动派”作为强塞给人的坏标签。
有人向我们解释：不随俗，总归会落得很糟糕的结局。再说，往往开头也很糟糕，看看拉康。
这完全如我上星期向你们预告的那样，当时不知是哪种地底力量给了我灵感——拉康在这里以吓唬麻雀的稻草人登场，他从夏尔·莫拉斯开始。这个说法，我们会听到，而且不止一次。
2
因此，现在人们说：“法国人，再努力一把，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吧！你们的柜子里还留着许多老旧东西，得清空了。凡是挡在现代时代精神的凯旋行进之前的东西，都属于反动。”
这不再是伏尔泰、卢梭的错，而是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的错。要完成的，并不只是对当代的一场清洗。要清洗的是法国文学。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文学，它相当一部分确实不怎么进步。这与我们有关，因为，如果相信拉康，恰恰是在那里，使精神分析得以出现的东西曾经行进。
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不是进步主义者，这一点无法掩饰。因为他们目睹了进步这个主人能指的出现，确实看清了谁在操弄它。他们看清了平等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新的主人，比旧主人粗暴、残酷、警觉得多。因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能指提出了异议。
考虑到二十世纪在大规模屠杀方面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有人向我们解释，不该再谈这些，它们是不好的回忆——无论人们如何不情愿，进步都已经不再是一个意义单一、具有说服力的主人能指[注]。在我看来，要让它重新闪闪发亮，会非常困难。
[注] 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记作
）指在话语中起主导作用、组织其他能指并支撑主体认同的能指；它与作为知识及能指联结的
相联系。“主人”首先指这种支配功能，并非仅指某个统治者所使用的词。一个词是否发挥主人能指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具体话语中的位置。结合前文，此处的“进步”不仅描述改善，还被用来确定历史方向、区分“进步”与“反动”，并为行动赋予正当性。米勒认为，二十世纪的大规模屠杀动摇了它的这种权威，使“进步”不再能够毫无歧义地保证人类正在走向更好；这不等于否认一切具体改善。
在这里，我也成了术士。两星期前，我在一句插话中说，波德莱尔对我来说仍是预言者、先知。哗啦！事情来了，人们把他钉上耻辱柱，他成了一个坏导师。我们剩下能做的，就是喊：“他们正在谋杀波德莱尔！”
这是似曾相识的场景。人们重演一幕戏，这一幕由一个形象概括：世纪末的“被诅咒的诗人”的形象，无疑带有神话性，却极有感染力。从前，课堂上教人敬重这一形象，它由魏尔伦发明，概括了问题所在：世界的散文，工业世界、现代世界、大众化世界的散文，要求直接效用的世界的散文，孤立、虐待，乃至谋杀诗人与诗歌。
当然，精神分析也牵涉其中。如果把“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的争论，放在这场如今已经延续多个世纪的斗争背景上看，就会赋予它几分宏大与崇高：世界的散文在进步，把诅咒它的那些被诅咒的诗人踩在脚下，闷死在自己的步伐之下。
现代浮士德向精神分析提出一项交易：“作为治疗方法，你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想要善，如果你做得有益，如果你帮助不幸的人重新站起来，如果你把他修补好，让他迅速离开你的诊室，重返生产，如果你愿意响应我的正式要求，以我能够接受的方式证明你的直接效用——那么，你就会有一个位置，与我们的药物、我们的健身操、我们的生活卫生、我们的治疗周末等等并排，或者作为它们的辅助。”
【吐槽】“现代浮士德”，那么交易的对象是“现代梅菲斯特”咯？
他们还没有这样对我们说。他们更和气：“评估我们的行动结果，总归是件好事，这些结果肯定是有益的。这确实很难做到，啊，是啊，还用您说！不过，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不触犯，或者尽可能少地触犯您的敏感之处，并得到您的许可，让我们毕竟能够做一点点统计，算一点点账。求您了，我还有妻子儿女要养，让我算一算吧。”
我给你们模仿的这番卑微请求，实际上预告了技术理性的凯旋宣告。它正在敲门，想要进军我们的领域，在其中确立它的法则和原则。
这一切总是和善地、温柔地开始，用那个人的话说，是“为了您的利益”，“因为在我之后会来一些更凶恶的人，他们会强迫您计算。所以，交给我们一些数据、一些评价吧，这将是较小的恶”。应该拿这写一则寓言。
相反，在精神分析中，凡是不作为治疗本身、而是接合于欲望与享乐的东西，都会变得无法读懂，被认定为有害，被打上危险的污名。一旦开始攻击波德莱尔和福楼拜，最后就会攻击欲望与享乐，这是合乎逻辑的。
欲望。这真是一个不随俗者，离经叛道，逾越界限，不可掌控，甚至激进。欲望的问题就在于，它确实不民主。而且，如果没有那些被诅咒的诗人，拉康很可能就不曾懂得从弗洛伊德那里提取出他所定义的欲望。他身后不仅有黑格尔和科耶夫，还有诗人，以及他们由此承受的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
享乐。这是对直接效用观念最强有力的反对。拉康把挑衅推得如此之远，将它定义为“毫无用处的东西”。作为“剩余享乐”[注]来理解的享乐，并不带来益处，不加入生命功能的和谐，反而扰乱其内稳态。
[注] 关于“剩余享乐”（plus-de-jouir），拉康在 1968—1969 年提出“剩余享乐”（plus-de-jouir），名称有意仿照 plus-value。到《研讨班 XVII》，对象
被写在话语结构的产物或剩余位置。享乐并非一个可以完整取得的满足总量；能指运作和重复一面造成享乐丧失，一面又生产出推动欲望继续运作的剩余。
直到目前，我向你们概述的这些，被看成精神分析获得的一个材料，并且即使不符合最伟大道德论者的智慧劝诫，也符合他们的直觉。好啦，从现在起，它将被看成一种意识形态建构，而且是极其恶劣的趣味。因为最新时尚——我们看看它会持续多久，是否会扎根——使内稳态的种种主张重新活跃起来。
3
内稳态的话语，急于消除一切可能妨碍它把张力降到最低水平的东西，由此暴露了自己的极权主义面孔。它的理想确实就是：把张力降到最低水平。
那些给人群升温、激化张力、召集人民听火热演说的人，就是惹是生非者——无疑是以知识的名义，可谁不知道，终点就是暴动？教师们，没有什么比有助于人入睡的平稳语调更好了。让教师表现出最得体的举止，读一篇打字机打好的稿子，事先仔细自我控制，因为，与其受到一个可能对你不客气的别人的控制，不如自我控制。于是，渐渐地，你们也许会看见我，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被诅咒的诗人，改变语调，平静下来，坐下来。你们会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我会回答：“他们赢了，我活下来。”
总要把张力降到最低水平，这就是指导路线。
我们怎么办？弗洛伊德不是进步主义者，拉康指出了这一点。他并不比波德莱尔更进步。然而，精神分析诞生于科学主义的背景之中。科学主义是什么？是一种给科学话语戴上进步这个主人能指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来自那里，他是启蒙思想的人，但并不赞同进步的意识形态。精神分析诞生于对进步理想提出的一项异议。
进步这个主人能指[注]，在弗洛伊德的时代如此强大，因为工业革命非凡的推进赋予了它可信性；面对它，弗洛伊德树起了一个反向的主人能指——如果可以这样说——那就是重复。
[注] 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记作
在你们相信进步、希望进步的地方，弗洛伊德说：有重复。同样，拉康以实在来反对进步主义信念。
于是，我们进入一场也许本就该发生、也许预先写定、必不可少的辩论，对手是这种最新时尚的推动者；这种时尚在本周发出了最初的信号。
4
这些推动者中最严肃的人，是法学家、政治学家，其余是思想史家——有些有天分，有些天分差些；至于思想史，在我看来是一门想象出来的学科，这丝毫不减损它的趣味。
在这里遇见被格外突出的法权话语，从法权出发考察的政治，被定义为法治状态的民主，以及变成律法与先知的人权，是合乎逻辑的。
这个组装体，由一种既天真又牢牢钉在精神本身之中的信念支持着：相信法律能指的全能。人们相信，只要适当布置作为权利体系的能指迷宫里的曲折通道，采取正确的安排，妥善接合权利与义务，调整罪行与刑罚、功劳与奖赏，规定规章以及用来制定规章的规章——就能缓冲、减少一切妨碍进步体制的东西。
这就是相信能指的全能，相信法律的创造能力。因此，在那一边，人们厌恶一切充当神谕、构成诗歌、依赖一个人的言说行为的东西。诗歌不是民主的，洛特雷阿蒙就已经为此哀叹过。
我们的新进步主义者表现出对能指之神谕式使用的深深厌恶。这种使用预设，一个能指从体系、从全部能指的总体中脱离出来；相应地，某些专名也脱颖而出，而无止尽的废话仍像羊群般起伏着延续下去。为什么有些人能被记住？这公正吗？
只要任凭它放开缰绳，分配正义的破坏就没有限度。如果要闷死神谕式能指，那是因为它危险，因为它诱惑、带走女人、年轻人、群众，而谁知道它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得给这一切泼冷水。如果能指可以制造不可控制的强烈感受，它也同样可以整顿秩序，安放位置，建立等级，使之安定。这就是问题所在。
神谕式的主人能指，是一个自行其是的能指，由一个迷失者发出，裹挟着迷失者。法律能指则是一个构成体系或丛林的集合，一片荆棘，一整套知识；它需要自己的专家，而这些专家构成一个精英集团，受全体之托。
今天，人们说：集体，尤其是集体。“集体——集体——集体”，就像图瓦内特说“肺”一样。我这星期听到了这些话，我不说在哪里。
这是法权对抗诗歌。法权与诗歌是两种语言的、虚构的创造方式，在这里显露为彼此竞争的方式。
至于医生，他们倒是很喜欢诗歌。我想到研究马拉美的专家亨利·蒙多尔，还有其他人。一旦进了法兰西学院，对医学多少去掉了些幻想，或者至少从更远的地方看它，也许最后就会对作为回声、作为言说在身体中的共鸣的驱力敏感起来。在诗歌中，人们找到自己在身体中遇到的、不能被科学医学还原的东西的对应物——为什么不呢？
这也还是官僚制与感召力的古老斗争。作为治理方式，官僚制的优点是提供安全，而感召力总是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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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建立在一种富有感召力的言说行为之上。
弗洛伊德很早就脱离了既定秩序（直译：处于违禁状态）。他把据点安置在一块社会飞地里，一个对社会而言外密的地带，一种最新时尚所哀叹的微型社会，正如它给微型权力装置、宗族与阴谋打上污名一样。
没错，精神分析一直是一场阴谋，这完全正确。
弗洛伊德一开始就是个密谋者。每逢星期三晚上，他在家里召集一些可疑的人，可疑得很呢。而他们要谈的事情，我就不说了。他们像被诅咒者一样。那是一座密谋的堡垒。
围绕精神分析凝结、结盟、结合、组成的东西，挡到了社会运转的路上，那是一个构成召唤点的小裂口，一次轻微的强行突破，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剩余享乐。精神分析本身扮演了作为实在的症状的角色。然后，人们看见，这块飞地开始渐渐服从内稳态原则，收回自己的例外地位，生出一个官僚组织，并致力于重建社会内稳态。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拉康的“回到弗洛伊德”口号取得了意义。必须在重复的意义上理解它。
回到弗洛伊德，是重复弗洛伊德，但不是逐字重复，结结巴巴地背诵，于是把他收进匿名的集体话语，服务于内稳态。
字面当然必须重复，而且它越是被遗忘或歪曲，就越需要重复；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重复字面，是为了服务于精神。
因此，那些想要弄清弗洛伊德是否真的说过拉康所说的话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笑之处。“把那段话指给我看。”从一开始，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复就与创造不可分。它是一种真正的重复，恰恰因为它是回到弗洛伊德的骇人之处，回到弗洛伊德可能曾有的惊世骇俗之处，而不是回到弗洛伊德这条规范。
有两种重复，两种重复的方式：作为创造、重新创造的重复，以及作为重说的重复；后者抹去了应当从第一次带回的东西中最珍贵的部分。
重复只有自身包含创造，才是真正的重复。重复的整个悖论就在这里：第二次把第一次的初始性中的某些东西重新给予我们。因此，它必须与第一次有所不同。问题不只是做出骇人之事的理论，也在于让骇人之事发生。
骇人之事得有一点实质，这一点可以同意。达达主义的骇人之举、超现实主义的骇人之举，曾有唤醒的功劳，但稍稍缺乏一些分量。这里并不打算扰乱公共秩序，远非如此，只要最新时尚还在持续，就不能鼓励任何人这样做。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复，包含移位、搬迁、断点，多一点这个、少一点那个，这个我展示，其余我遮蔽。的确如此。拉康真正地重复了弗洛伊德，而这预设了与创造之间一个始终暧昧的联盟。结果是，他自己，拉康，成为了一个实在。
许多自传性因素寄生在拉康的理论文本中。他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地铺陈自己的个人历史？因为精神分析的内稳态体系曾试图消除他，在他这个人身上拒斥那个实在：这个实在生产、引发、支撑着重复现象，而这些现象始终带着令人不快之处，带着对快乐原则的违犯。这就是拉康所称的自己的逐出教门；在其中，他揭露了一个教会——分析教会——的行动。
这种消除，最初是以拒斥的方式尝试的：不再谈拉康，一个字也不说，从能指中消失。结果：他在实在中回返。今天，消除的手法更精细了。我们已经进入同化拉康的阶段。
内稳态机器正在运转，在说出拉康的名字、向他致意、对他做点敬奉、剥掉他的皮、切成小块吃掉、浇上大量酱汁方面，它并未遇到根本障碍。
6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的精神，是官僚民主的精神，“一人一票”，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论。不过，在法国人那里，弗洛伊德仍保留着某种预言者的性质，人们要细察他的陈述。
人们承认他写作时有灵感，从字面上细察他，十分和气地感谢拉康的阅读课。人们承认，读过拉康以后，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读弗洛伊德。对他们而言，仿佛存在某种通过拉康获得的拯救。很明显，他们带着的那一大堆知识，毕竟还是要求以一个预言者为参照。
对那些装成见多识广的人，都可以说，他们仍然虔诚。
人们装作一视同仁的法律统治、对无名者、对随便任何一个人的崇拜，如今已经压倒了神谕。存在一种法律的帝国主义——认识上的帝国主义——其依据是：任何人都被推定为知道法律，拉康在“罗马报告”中提到了这个表述。你们有人权，可在人权之中，没有这一项：对法律的非知识之权。
在美国，宪法文本属于神圣的秩序。一个特殊的合议团，由终身任命的大祭司——最高法院法官——组成，致力于不断解释它；其裁决不可上诉，约束所有人，尽管他们的选任方式具有偶然性——由在任总统提名，经议会投票确认。
对于新世界表现出的放纵无度的求新趣味，诗人们曾评论很多，哲学家们曾流泪很多。但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民主国家中，只有一个保留了最初的宪法。英国王国从未有过成文宪法，因此，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宪法。一切都在变，唯独它不变。两百年前，为了回应非常具体的利益而制定、后来并未修订的复杂规定，今天仍规定着进入最高公职所须采用的形式。
负责解释神圣文本的团体，当然会使自己的解释演变，但总是以文本能指的名义。那里令人惊叹的巧思，展示了歧义的可敬资源，使得范围大得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
7
本周可以在报刊上读到这样一句话：“民主不传递任何东西，任何身份认同、任何传统、任何超越性、任何扎根之处。”
已故克洛德·勒福尔关于民主作为“空位置”的那个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就变成了这样；他是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学生，后者对雅克·拉康的思想有所了解。
这个空位置，定位了现代时代的断裂，对我们而言，它体现在法国大革命中。世界秩序翻覆了。过去变成旧制度。从中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零。这个零表达了一种从人类土壤中拔出的意志，一种从零重新开始的意志，“把过去全盘扫除”。这不是内稳态原则所寻求的零张力，而是恰恰相反。这个零构成事件，构成破门而入，解开一切旧有纽带，就像基督邀请每个人放弃自己最珍爱的依恋，来追随他一样。
这个零无疑见证了一种能指的陶醉。把民主称作空位置，是一个调节性虚构，为这段历史安排秩序。用拉康的术语说，就是把民主的主体称作被划杠的主体、空的主体，没有属性的主体，纯粹的逻辑变量。
这预设了从事实材料、规定性、特殊性中拔出。每个人算作一。这就是“一人一票”这个表述的价值。再说，走到“一女人一票”，人们花了更长时间，不过那是另一段故事。到这里来吧，你们全都像在自己家里，你们都受到接纳。也正因此，尼采才揭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有什么延续了基督教最初的灵感。
民主作为空位置，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民主的主体是被划杠的主体。我们那套小小的代数，让我们立即知道，这把小a留在了外面。也就是说：一切与享乐的特殊性有关的东西。民主的那个空的、被划杠的主体，并不那么容易与我们用这枚便捷的小字母、小a指称的所有东西中的缠结、可触之物与搏动相接。
有人对我们说：一旦有了空位置，每个人只要遵守法律，就可以把自己的传统和价值带进来。空位置于是就像各人自带饭食的西班牙旅店。事实上，我们知道的是：民主越空，越是一片享乐的沙漠，与之相应，享乐就越凝聚在某些因素之中。
拉康那里没有怀旧，丝毫没有怀旧，弗洛伊德那里大概也没有。只有对这种相关关系的知识：能指越是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被“去情感化”，能指越纯化，越是以法权、平等主义民主、市场全球化的纯粹形式前进——每个人算作一，世界算作一——与之相应，从逻辑上说——而不是因为存在密谋者或亢奋者——激情就越增长，仇恨越加剧，原教旨主义越增殖，毁灭越扩展，前所未有的屠杀越得到实施，前所未有的灾难越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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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这里留下一点标记，最简单的标记，这里有一个圆。我再画一个，侵入第一个圆划定的区域，把它遮住。
这是要说明，随着纯粹能指的统治前进，在享乐这一边就发生凝聚。
这一逻辑支撑着拉康关于分析治疗、关于对象小a所说的许多话。在对象小a中，享乐凝聚起来，与此同时，能指逐步侵占物（das Ding）。这一逻辑也关系到精神分析的谱系和政治理论。
拉康向十九世纪里悄然上升的“恶中的幸福”主题致意，因为它参与了精神分析的出现。这一主题是一个反动主题。精神分析诞生于启蒙思想，诞生于启蒙的理性主义乐观，但也诞生于启蒙的救赎论乐观所引发的反作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种救赎论乐观，就是对善中的幸福、享乐与善的和谐的信念。
这种乐观主义被一个名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意外绊倒；这场革命此后除了赤脚穷汉和其他无套裤汉，又找到了别的支持者，也就是福楼拜恰巧所唾弃的那些人，民主的、内稳态的资产者。曾出现过反革命的、正统派的抗议，针对他们，却没有维持很久；然后出现浪漫主义的抗议，一开始也确实是反革命的，看看年轻的雨果。为了指称不可还原的实在、作为倒错而不可吸收的享乐，他们手里没有多少别的东西，只有恶这个概念：谴责恶，然后成为被诅咒者、魔鬼的歌者。
如今，我们与这场恐怖木偶大戏已经相距很远，但那是他们指称实在不可还原性的方式。这进入了民族的肌理、民族的精神。所以，践踏波德莱尔时，触及的就是这个，不是吗？在法国，为了反抗现代世界得胜的散文，人们求助于作为新预言者的作家，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保罗·贝尼舒把这称为“作家的加冕”。整个十九世纪，人们转向语言大师，期待他们带来真理，带来对未来的指示，带来神谕。
这是一个法国例外，而它仍卡在泼妇现代性的喉咙里。如果弗洛伊德在法国获得了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阅读，如果拉康出现在这个国家，就是因为作家的加冕。因为在这里，人们继续珍视一个人的言说，他与众不同，不成配套，只要他有风格。如今，有人希望这件事终止。这就是最新时尚所要求的。
在科学时代，预言者的处境并不轻松。弗洛伊德从科学主义内部着手颠覆它。想必，他误认了自己预言者的本性。他以为自己在做科学。拉康与科学的态度则疏远得多；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他从不掩饰自己在拼装，从科学话语中取出那些能帮助自己安排、澄清、说明自身经验的东西。
而我们自己，即使作为逻辑学家，也不得不看到：没有任何一种精细梳理出来的逻辑，能使我们免于像细察弗洛伊德所说的话一样细察拉康所说的话。
正是从这一侧面，通过这条道路，人们在精神分析中向与实在的相遇前进。看到这一点，十分奇特。有经验，但经验总是参照那些陈述，而那些陈述就是一个个主人能指。
这有非常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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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时代走向消退之际，恰好当它开始对物施加过强的压力时，我们在法国看到了作家的加冕。在英国，在那些所谓开店做买卖的人那里，也有某种东西出现；他们一直是英雄式的，同时又是十分现实主义的。
在他们那里，我们看到英雄崇拜、伟人崇拜的兴起——它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影响，也包括最有害的影响。
“崇拜”（worship）是用于神祇的词。这里的罪魁是卡莱尔[注]，我得把他的名字写下来。现在市面上未必能买到多少他的法文作品。
[注] 卡莱尔即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与思想家。此处涉及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事迹》（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1841），由1840年的六次讲演整理而成。他将伟人视为塑造历史的关键力量，分别讨论作为神、先知、诗人、教士、文人和君王的英雄，并赋予对伟人的敬仰以宗教性的意义。
卡莱尔为科学时代发明了一种新的神圣，伟人崇拜。然后，我们看见所有人像一个人一样，朝着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琪罗、但丁、歌德、贝多芬，朝着伟人、灯塔、超人，咩咩叫起来——弗洛伊德也并非最后一个这样做的人。这一切都来自卡莱尔。
这是科学时代的一种效果。被树为主人能指的理性，“人人一样”的量尺，义务教育，这一切把伟人单独凸显出来，催生了现代的伟人意识形态。
后来，人们去历史中寻找，发现自己从来都敬重伟人，但使现代伟人诞生的，是卡莱尔。他也是使弗洛伊德的道路得以走通的因素之一，因为他试图在科学时代保存预言者的火焰。
他把英雄、诗人、先知都算在伟人之中。但丁与拿破仑同样包括在内。这是一堆不可思议的杂物。
你们可以在拉康关于创造性主体性的一段话中听到它的回声，见《文集》第280页。他小心翼翼地接过这个主题，但仍然谈到了创造性主体性：它更新了符号在人类交换中从未枯竭的力量；他说：“提及支撑这种创造的少数主体，就等于屈从于一种浪漫主义视角。”他提及了这一点，同时又否认这一点。
卡莱尔描述与伟人接触时使用的措辞，不能不令我们想到无数关于与拉康相遇的见证：每个人心中留下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一个人，而总的说来，这就是那个人，看啊，这个人（ecce homo）[注]。[……]，“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种奇异的感觉：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一个人；总的说来，这就是那个人！”
[注] Ecce homo 是拉丁语，意为“看哪，这个人！”，典出《约翰福音》19:5：彼拉多把受鞭打、戴荆棘冠冕、穿紫袍的耶稣带到众人面前，说出这句话。这里须区分典故与当前语境：《福音》中的话并非一句赞颂伟人的口号；米勒则把它接在“这就是那个人”之后，用于描述与非凡人物相遇时那种“就是他——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的震动与确信。卡莱尔这段英文原本写的是众人围绕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情景，所引句中并无 ecce homo；拉丁语出现在米勒的转述中。结合紧接着的“英雄崇拜”与拉康的“在场”，可将这一典故理解为提示：人们对思想家的敬仰仍可能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而不只是对其论证的理性认同；这不等于把拉康直接认作耶稣。参见《约翰福音》第19章第5节（英、拉、希对照）；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与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第三讲（英文）。
这是一种残余。这里被塑造成伟人形式的，是启蒙思想的残余。卡莱尔明白地说：即使你们作为空位置的民主得胜，即使所有传统、所有安排、信仰、社会都要坍塌，这个东西仍然会留下来，英雄崇拜。
拉康派谈拉康的在场，也谈弗洛伊德的在场，所说的正是这样的话；他们依恋于所说之物的字面。这显示了精神分析中逻辑学事业的界限。
洛特雷阿蒙表达过一种愿望：诗歌应由所有人来做，而不是一个人来做。这会是诗歌中的民主。而精神分析中的民主呢？
诗歌是由所有人来做的吗？嗯……弟子们做的是散文。至少对今天的我们而言，诗歌仍是拉康所做的。因此，只要其他方面肯让我清静，我就会朝我已经宣布的方向前进，也就是细察拉康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