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的话语（le discours analytique）……在我们今年试图加以结构化的层面上，
它确实闭合了其他三种话语的旋转结构（tournis），即：我在此提醒那些偶尔来听的朋友们
- 主人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
- 癔症话语（discours de l’Hystérique），今天我把它放在中间；
- 大学话语（discours Universitaire），这个在这里与我们高度相关。
分析师的话语确实“闭合”了我刚刚所称的那种“四分之一圆周式偏移（décalage en quart de cercle）”的结构，
但这绝不意味着它解决了其他话语的问题，
也不意味着它能够“反转（passer à l’envers）”它们，它什么都不能解决：
“反面”无法解释任何“正面”。
幻想自己可以逆转，挽回，拯救的“分析师”，早点洗洗睡吧。 一旦陷入这种想法中，立刻落入到另外三种话语（往好了想的话）
比如 落入到主人话语： 你就应该现在去学校上学。
落入到大学话语：你现在的情况“评估”下来有可能xxxx
落入到癔症话语： 你家里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不领情呢？
以上所述，旨在引入我们今天将要展开的一个极其关键的讨论对象，作为整个论证的目标与终点：
“什么是一个‘背面’（un envers）？”
“Envers（背面）”这个词在发音上与“vérité（真理）”、“en vérité（说实话）”相近：
这值得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来强调一下。这个词一旦脱离了这里的语境，其实并不容易运用，
比如在逻辑中，在命题逻辑中，它被简化为一种“值”，一个符号的值，通常是它的首字母大写 V，用于表征“真”。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用法在某种意义上彻底缺乏希望，也正因如此，它才具有某种清醒的作用。
精神分析的 背面（真理的谐音梗）
然而，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精神分析师中——我必须说，尤其是女性分析师中——这个词（“envers”）引发了一种奇特的颤动，
一种近年来逐渐显现的倾向，她们将“分析的真理”与“革命”相混淆。
我早已指出，这个词（“革命”）本身就具有歧义，它在天体力学中的用法，是指“回到起点”。
而从某些方面来看，正如我最初所说，分析师的话语 [A] 的确可以完成这一点：
它相对于另外三个话语秩序 [H, U, M] ——癔症者、大学、主人——构成一种回转。
回转或者说“辩证”关系吧
正因如此，这问题才应当指向“女性”……
因为她们比起她们的伴侣来说，明显没那么被话语结构所封闭，
“男人”——雄性、阳刚之存在，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其实是话语所创造的产物，
至少就精神分析的分析对象而言，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定义这一存在。
当然，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谈论“女人”，但无论如何，任何“对话”都只能在话语层面上得以进行……
所以，那些受到“分析的革命美德”所激励而激动不已的女性，不妨先对自己说：
与“男人”相比，她更有可能受益于我们称之为“某种话语的文化”。
词语的敏感性、异化性、滑动性的深层体认。
并不是说她没有这种能力，恰恰相反：
当她受到话语之力的激发时，她在这个话语循环中就成为一位杰出的引导者。
这正是“癔症者”的定义所在，因此，我在板书的话语图式中，打破惯常的顺序，把她放在了正中央。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真理”这个词在她那里之所以引发那种特殊的“颤栗”，也绝非偶然。
只是，“真理”即便在我们当前所说的语境中，也绝非易于接近。
它就像某些鸟儿……就像我小时候人们告诉我的那种鸟，据说只有往它尾巴上撒盐才能抓住它。当然，这可不容易。
我上的第一本识字课本，里面第一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故事，题目是：
——我没说错，真是这个故事——《半只小鸡的故事》。
如果说必须往它尾巴上撒盐才能抓到，那这鸟也不比其他鸟容易抓住多少。
而我从开始讲精神分析以来，所教授的东西，或许可以有个标题：
《半个主体的故事》。
这里说的是主体没有统一性
那么，《半只小鸡的故事》与“半个主体的故事”之间的真实联系究竟在哪里？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从叙事角度看，它作为我最早的阅读，决定了我思想的某种发展——正如大学论文中常说的那样；
另一个角度则是结构性的：这则《半只小鸡》的故事，对它的创作者来说，也许反映出一种不明晰的预感，
不是对所谓“精神分析”的预感，正如《巴黎的乡下人》中所调侃的那样，
而是对“主体之所是”的某种预觉。
可以确定的是，那则故事里也有一幅插图。
画面中，那半只小鸡是以“好的一侧”侧身呈现的。
我们看不到它的另一边，也就是被切开的那一面，大概正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右侧面：没有心脏，但并非没有肝——在这两个意义上都是如此。[笑声]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真理虽然“被遮蔽”，但它或许只是“缺席”。
如果真是如此，那一切就都好办了：我们只需要把一切“知道”的都“知道”清楚就行了。
而归根到底，为什么不可以这样想呢？——说出一个陈述时，其实根本不必再加上一句“这是真的”。
围绕这一点，其实展开了一整套关于“判断”的问题学。
你们也知道，弗雷格（Frege）是把“断定”表述为一个水平线符号，并且将其与“将其断定为真”的陈述区别开来，他在左端加上一条垂直线，这样它就成了一条“判断句”。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的？哎呀，我的天哪——那就是“被说出的东西”。
而“被说出的”，就是“句子”。但“句子”所能承载的，只有能指，而能指，是不涉及任何“对象”的，除非你像某位逻辑学家那样激进地断言：
所谓“对象”本身不过是“伪对象”。
对我们来说，我们坚持这样一个立场：能指所关涉的，不是对象，而是意义。
作为句子的主体，只有“意义”存在。
也因此，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那个辩证结构，即我们所称的“意义的缺席”（pas de sens），便由此而来，其中“pas”一词本身也具有双重含义。
就像胡塞尔所造的“无意义”（non-sens）例句那样：“绿色是一个为了谁。”
不过这句本来也可能是有意义的，比如在表决时使用绿球与红球投票的情况下。
意义是在能指系统中转喻产生的效果。 意义被确定的方式是通过推理/猜测，而铆定在象征界则是剩余。
只是，正是这个问题引我们走向了更深的方向……
因为“存在”之所是，是依赖于“意义”的，而“最具存在之物”（ce qui a le plus d’être）。
我们正是在这一思路中，跨越了所谓“意义的缺口”（pas de sens），并且开始认为：“最具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不存在的。
”存在“不在语言之外实存，而是依附于“语言意义” 最具备意义理解成最真实 在上面的思路中，哲学跳过了“意义的缺口”，直接开始认为“最具备存在的东西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最具备意义之物 不等于 ”实存物“ 要考虑到的是：意义不能孤零零的，而讨论“存在”也不能孤零零的讨论。 我想到之前看到一个帖子，中文里面的颜色与拉丁语系对颜色的划分有差别。
如果我可以说：意义承担着“存在”的重任，它甚至没有其他的意义。
那么我们早已经意识到：这还远远不足以承担存在的“重量”。
奇怪的是，“无意义”反而做到了，它具有“重量”，它直击胃部，令人作呕或震撼。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跨出了关键的一步，他指出：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正是“机锋笑话”，那个毫无头尾、语无伦次的词语游戏。
这并没有让你更容易往它尾巴上撒盐：
真理飞走了，真理就在你不想再抓住它的那一刻飞走了。
况且，它根本就没有尾巴——你又怎么可能抓得住？
惊愕与顿悟（参见弗洛伊德：Verblüffung 与 Erleuchtung）。
法语中有一个俗语：“mettre du sel sur la queue d’un oiseau”（字面意思是“在鸟的尾巴上撒盐”），意思是想抓住一只鸟，就在它的尾巴上撒盐。
这是一种讽刺的说法，源自一种儿童天真的幻想：如果你能在一只鸟的尾巴上撒盐，它就飞不走了，你就可以抓住它。但我们都知道现实中根本不可能靠这种方法抓住鸟——你既然能靠近它的尾巴撒盐，那你也能直接抓住它了。所以这个说法的真正意义是：你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或者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活在梦里属于是，这里想表达的是，幻想着抓住意义的某种悖论
正如你们还记得的，一个小故事——其实相当平淡——讲的是关于“金牛犊”的几句对话
[参见1957-58年《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7年11月20日一讲]，就足以唤醒那只“站着睡觉的小牛”。到那时我们才发现，它可以说是“坚硬的金子”。
从艾吕雅的那句《持续之艰难欲望》（Le dur désir de durer），到“想睡觉的欲望”这一谜团——它其实是最大的谜团之一，却似乎从未有人意识到：
弗洛伊德在梦的机制中曾清晰地指出它，别忘了他说的是：“Wunsch zu schlafen”（想睡觉的愿望）他可不是说“schlafen Bedürfnis”（睡眠的需要），不是生理需求的问题——
……恰恰是“Wunsch zu schlafen”这个欲望决定了梦的运作。
有趣的是，他补充指出：
那个使人从梦中惊醒的梦，恰恰是在梦快要松口，说出真理的那一刻。
于是，我们醒来，其实只是为了继续做梦——不过是在“现实”中做梦，更准确地说：在“现实界”中。
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震撼——因为它打击了一种“意义的缺失”。
真理，就像“自然本性”一样，会突然飞奔而回，如此之快，以至于它刚刚穿越我们的视野，就已从另一边消失。
我先前谈及的“缺席”，在法语中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污染”：
比如你看“sans”这个词，s.a.n.s.，据说来自拉丁文的“sine”……
但这其实并不太可能，因为它最初的形式大概是 s.e.n.z. 之类。
……我们会发现，“absentia”这个拉丁文，在法律文本中的夺格（ablatif）形式，
才是“sans”中这个结尾“s”的真正来源。
“无头无尾”——我们今天从一开始讲的这个小词，就是它的产物。
那么接下来又是什么呢？无、无、再无……嘿！这不正是一种力量吗？
难道这不是一种“力量”吗？一种完全不同于那种“潜在的虚构力”的力量——
后者只不过是一种欺骗的潜能罢了。
而我们说的力量，是关于“意义之中所含之存在”的东西，这种意义必须以不同于“充盈之意”的方式来理解，它更像是一种从“存在”中逃逸出去的东西，正如“机锋”这个词里所体现的那样，也正如我们所知：这始终发生于“行动”之中。
与其说语言“表达意义”，不如说语言“存在逃逸的机制” 比较经典的例子，我想到的是日语中“月色真美” 那个梗。
纯情男想表白，话到嘴边又通过谐音逃逸出去。
说漏嘴，说错话，断裂
行为——无论是哪一种——其重要之处在于：
它所“逃逸”出去的那部分。
正是在这一点上，分析跨出了一大步——
引入了“过失行为”（acte manqué）这个概念，作为真正的“行为本身”。
毕竟，这种行为是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
每一次都“成功地”完成了的行为。
在这周围，存在着一种修辞游戏，一种“曲折表达”（litote）的游戏，
我试图通过“不是没有”（pas sans）这一结构指出它的分量与强调所在：
– 焦虑，它不是没有对象，
– 我们也不是与真理毫无关系。
但我们是否真的必须在“intus”（拉丁文：在内部）找到它呢？为什么不可以是在“旁边”？Heimlich-unheimlich？
阅读弗洛伊德的每一个人都应记得，这个词组的模糊性包含着什么，
– 它强调的是：它不在内部，却又始终暗示着内部——这正是“异熟之物”的全部。
在这一点上，各种语言本身就奇异地彼此差异。
你是否注意到，英语中的 “homeliness”，意思是“朴素无华 / 没架子”？
而它实际上是与德语 “Heimlichkeit”（亲密 / 隐秘）同一个词根。
但它的语调与语义，显然并不一样。
同样的，“sinnlos”（德语：无意义的）在英语中被翻译为“meaningless”，
而用来翻译“Unsinn”（荒谬 / 胡言乱语）的则是 “nonsense”。
众所周知，英语词根的歧义常常导致奇异的“回避”。
反过来说，英语却又非常特别地把“sans”（没有）说成“with-out”——“带着……但在外面”。
真理——尤其是我们自己的真理——看来确实是对我们而言“异质”的。
她（即真理）无疑与我们同在，
但远没有我们愿意承认的那样“与我们相关”。
我们所能说的——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不过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她。
这其实是一种曲折说法（litote），其真实的含义是：
即便她近在咫尺，我们也很乐意“避而不用”。
于是我们从“没有（sans）”说起，进入“不是没有（pas-sans）”，
再进一步走向“排除在外（s’en passer）”。
在这里，我将做一个小小的跳跃，就这么一下，跳转到一位作者，
他以最为有力的方式，展开了这样一个结果性命题：
即，那种以某种命题的形式来设定真理的企图，
那种试图表述“知识作为知识本身”——
也就是说，以“命题”为基础来构成知识体系的企图——
在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可以被当作“真理”来运作的？
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命题能被说成是真的，并且能够作为真理被维持住？
拉康在这里对 “企图在逻辑系统中设定真理”表示怀疑。 逻辑系统里面可以产生知识，S2， 知识和真理的差距之前也讨论过不多讲了。 额外提一嘴，有一种情况S2可能被当作真理，请看《卧房的哲学》。
我说的，是一位名叫维特根斯坦的人。我能说他容易读吗？当然，试试看就知道。
如果你能满足于在一个完全属于“思辨”（cogitation）的世界中穿行，不在其中寻找任何果实的话——这正是你们的坏习惯：
你们总是执着于要在苹果树下摘苹果，哪怕是在地上捡也行，总之你们宁可捡到烂苹果，也不愿空手而归。
假如你在一棵苹果树下栖居一段时间，它那交错的枝条确实可能紧紧地吸引你的注意——只要你强迫自己专注其上。
然而这一“栖居”最终呈现出的特点是：
你从中得不到任何成果，除了这一种断言：
除了“符合某种结构”的东西，其他都不能被称为“真”。
而这种结构——让我暂时走出这棵苹果树的阴影来说一句，我甚至不会将其称作“逻辑”的，
不，它如那位作者（维特根斯坦）所言，恰恰是“语法的”。
在语言内部做思辨，最终得到的是一堆语法。 也就是所谓“此中为真，什么为真？ 语法为真” 这一点上，命题：维特根斯坦不是日本人。 命题真不真？ 太真了
如果我们选择，在这个“整体”（l’ensemble）中引入否定元素，以此来构造其表达结构，
我们当然可以从中提炼出一整套规则，这套规则便构成了一个“逻辑”。
但这个“整体”——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是“同义反复”（tautologique）的，
换句话说，它的本质跟以下这种说法一样愚蠢：
– “无论你说出什么，它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
– 而你说出“某事非真即假”这个命题，本身当然为真，但这也恰恰抹消了“意义”本身。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维特根斯坦在6.54号命题中总结道（他给所有命题编号）——
“我这里所说的全部，严格地说，都是无意义（Unsinn），也就是说，它取消了意义。”
没有任何能被说出的东西，不是同义反复的。
在经历了这整部作品的命题长河之后——我请求你们相信，每一个命题都极具魅力、引人入胜——它所最终指向的，是读者要超越这一切陈述，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说出的”；而所有能被说出的，都是“无意义的”。
也许我方才略快地总结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现在仅仅补充这样一点：
——任何可说出的东西若非空洞，那就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为真”，
那就是以这样一种观念为出发点……
即采纳维特根斯坦的立场：
“真”是某种“被相信的命题”的属性。
我所谓的“被生吞活剥的命题”（proposition crue），
在别处——例如在奎因（Quine）那里——则是被加上引号的，
在那里，我们明确区分“陈述内容”（énoncé）与“陈述行为”（énonciation），
而这种区分，我虽然正是以其为基础构建了我的图式，
但我并不犹豫地将其称为：一种“任意操作”。
你说“我知道我爱她”， 可分析师要问的不是“这句真假”， 而是： “你为什么现在对我说这句？” 真理不在命题里， 真理在这个时刻滑出来了。
因为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成立的立场……也正是维特根斯坦的立场：
——认为“对于一个纯粹的断言，无需再附加任何‘肯定’的符号”。
断言自身即被标示为真。
那么我们又如何脱离维特根斯坦结论所设定的封闭呢？
除非我们一路跟随他被带去的那个方向，
也就是走向“基本命题”（proposition élémentaire）：
——这种命题不论是真还是假，它的真/假注记都将用于“复合命题”的真理结构中。
无论世界的事实如何，甚至我可以说：
无论我们说出了什么，
“话语的重言式总体结构”——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本身。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推到极致便是“一切都是同语反复”，剩下的只是语法 比如命题：维特根斯坦不是日本人 如果这句话没意义，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还说了两遍。
我们来取一个最简约的命题，我指的是在语法上最简的。
斯多葛派哲学家早就采用这种结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就是借此引入“最简形式的蕴涵结构”。
不过我甚至不打算走到那一步，我只取它的“前件”。
因为，如你们所知，“蕴涵”本是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而“Il fait jour”（天亮了）正好是最小单位：
— “Il”（它）：中性代词，
— “fait”（使得）：即“发生了某事”，有时可以理解为“是如此”。
这个“Il”并不指向任何人、任何物；它只是语言语法上被要求存在的“位置”； 它空无，却不可省略：这正是拉康“主体缺席而仍被结构所要求”的图像；
精神分析所处理的主体，正是出现在这些“空位”中，通过语法裂缝出现。
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也只是将“世界”建立在“事实”之上……
— 没有任何“物”能被认定，除非它被支撑在一个事实的网络中；
— 而任何“物”本身其实都是不可接近的，只有“事实”才得以被表述（articuler）。
“天亮了”这一事实，其实只在于“它被说了”这一点。
这正是我必须重新引入我曾“任意划分”的那个维度:“真”只依赖于“我说出它”的方式，即：我是否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了它。
“真理”并不内含于命题之中，命题中仅仅显现的是“事实”——也就是语言的虚构之物。
当然这确实是个“事实”，即它的“事实性”是由我说出来构成的，在它为真的那一刻被我说出，这本身即成其为一个“事实”。
但，这“它是真的”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事实”，
除非我明确地添加上：“此外，它确实是真的”。
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敏锐地指出的，这样的添加其实是多余的。
不过我要说的是，替代这个“多余之物”的，是：我必须确实有理由去说它；
而这个“理由”，将会在接下来得到阐释。
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愚蠢之处在于将“天亮了（Il fait jour）”中的虚构性单独拿出来看。 这是一种极为丰饶的愚蠢，因为它产出了一种依托，确切地说，就是这个依托： 即由此结果出发，人们将我自己曾依之立论的东西推演至其最终的后果，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元语言（méta-langage）。
天亮了！ ——什么亮了？
天亮了！ ——天什么了？
天亮了！ ——天亮了？
天亮了！
除了各种各样的“无赖行径”（canaillerie），根本不存在所谓元语言， 如果我们用“无赖行径”来指称这样一些奇异的操作，它们可以从这句话中推演出来：“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而所有这些“无赖行径”的基础都在于： 欲望成为某个人的“他者”——我指的是大他者（le grand Autre）——在那里，他的欲望的形象得以显现，并被捕获。
维特根斯坦式的这一操作，不过是一场精彩绝伦的花招，不过是一种对哲学“无赖行径”的揭穿。 意义，只来源于欲望…… ——这就是人在读完维特根斯坦之后可以说的那句话。 ……真理，也只能来自它所遮蔽的东西——即那被称为“欲望”的东西——以及它的匮乏， 为了掩盖它所“发现”之物而装作若无其事。
而再没有比这更清晰的光线，能够让我们看清这样一个事实： 那些自古以来的逻辑学家所带来的，不过是用“悖论的样子”来让我们眩目， 正是我们后来称之为“物质蕴涵”（implication matérielle）的那玩意儿…… 你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直到最近才称它为“物质的”——其实它不过就是所谓的“蕴涵”本身。 我们之所以最近才开始称它为“物质的”，是因为我们猛然揉揉眼睛， 才开始理解：在这种“蕴涵”里头，有多么荒谬的东西——我指的是某位斯多亚学派支持的那种“蕴涵”。
维特根斯坦这里把语言推向极致，最后变为沉默
我们应当明了，确实有三种蕴涵是合法的：
——假可以蕴涵假，真可以蕴涵真，——但也完全不应排除假可以蕴涵真，因为归根结底所涉及的是“被蕴涵之物”本身，而只要被蕴涵的那个命题是真的，那么整个蕴涵句就是真的。
但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排斥“真”能够包含“假”，即它可以有一个虚假的后继……
因为这正是我们所排斥的，否则命题逻辑的任何结构都将无法成立。
那么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奇特的结论：
“真”因此具有一个谱系，它总是溯源于某个原初的“真”，从那里它再也无法堕落。
假可以蕴涵真 但如果真里面蕴含假，那么逻辑将被瓦解。 但这样说的话，溯源到“原初的真”，真的存在吗？ 比如：连点之间，线段最短。 这好像是“公理”。
这里是给后面做铺垫，有没有一种可能，“原初的真”是假设。
这是一个如此奇异的指示，甚至被我们整个人生所抵触。
我说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生，它本身就足以动摇一个观念：
即“真理”能够以任何方式，被孤立地当作一种属性，被赋予给任何能够被组织成“知识”的东西。
任何方式，就是说真理只是一个占位符，有它之后，好办事。 而不具备某个稳定的属性。
因此，分析的操作，是某种与进入这个领域的方式有所区别的东西，
它有别于那种我称之为“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话语中”的方式，
确切地说，那是一种精神病性的狂暴。
与这种狂暴相比，那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奥卡姆剃刀”，（其主张为：我们不应引入任何不必要的逻辑概念）简直不值一提。
真理——我们回到最基本的原则——确实是无法与语言的效应本身分离的。 真理绝不可能被定位于某个特定的地方，除非是在它得以被言说、得以以某种方式被说出的那个场域中。 因此，说“没有真就没有假”，这是对的，至少在原则上，这是成立的。
但若说“没有真就没有假”……啊，这是个口误，请允许我更正： 若说“没有假就没有真”——这就是错误的。 我的意思是：真，只能在一切命题之外被找到。 说真理无法与语言效应分离，就是说：必须将无意识也包含在其中。
相反地，若主张正如我上次所回顾的那样。
无意识是语言的条件，这个说法在这里的意义，就在于要求语言能够回应出一个绝对的意义。
正如曾有一位探讨“无意识”的作者所写，他的著作副标题为“精神分析研究”（J. 拉普朗什：《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
他提出要在一个符号上加上一条横杠（barre），不过这条横杠的处理方式，与我所赋予它的意义相比，是任意的，这种将一个符号（S）以横杠叠加于自身之上的做法，意图指认出一个意义为绝对的能指。
un sens absolu（绝对的意义）：指一种稳定、终极、不会滑动的意义。
S barré sur lui-même（自身上加杠的S）：拉康强调“加杠”不是为了封闭意义，而是表明结构中的断裂与不全。
在这里，有一点非常容易辨认的东西被标示出来，因为只有一个能指可以占据这个位置，
那就是“我”（Je）——这个“我”，既是超越论的（transcendantal），又同样是虚幻的（illusoire）。
这就是那最后的根本性操作，它在结构中不可还原地被确证下来，而这也显示出：我所指的“大学话语”的结构性联结，并非偶然。
所谓超越论的“我”，正是任何人在以某种特定方式表述知识时，作为其真理所隐含的那个 S₁，即主人的“我”。
那个与自身同一的“我”，恰恰就是那种构成“纯粹命令式”的 S₁，也就是说，恰恰是那个“我”在其中退却的结构，因为命令式始终是针对第二人称的。
然而，关于“理想我”、“掌控的我”、或那种通过“我”至少有某种与自身同一性的东西——即陈述者本人——的神话，这恰恰正是大学话语中无法从其真理之位置驱逐出去的东西。
还记得大学话语最后的产物是什么吗？ $（这个符号是说主体，不是美元）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是可以被简化为那个结构的。
任何哲学的大学式陈述——
哪怕是我们勉强可以标记为最为对立的那种，
比如说——如果那也算哲学的话——拉康的话语——
“我主政”（Je-cratie）仍然不可还原地浮现出来。
对哲学家而言，这个问题一直都更加柔性也更悲情。
请记住，这件事关涉什么，他们或多或少都承认了这一点，有些最为清醒的人甚至明确地承认：他们想要拯救真理。
正是这一点，把其中某位哲学家带得很远，使他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拒绝承认这样一个结论：一旦将“真理”变为知识的规则和基础，那就再也无话可说，至少，再也无法说出任何关涉真理本身的话。为了绕开这块“岩石”（roc），这块岩石恰恰是：
说话者如同分析师那样，将自己完全排除在其话语之外。
我刚才提到了精神病（psychose）。
这是一种如此强烈的交汇点：一方面是最为严谨的话语，另一方面却有某种无法明言的、令人震撼的东西，显现出类似精神病的迹象，光是感受到它的效应就足以说明问题——
因此令人惊讶的是，有一所大学，特别是英国的大学，竟然为这种话语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位置”，这个说法当真恰如其分。
一个隔离的位置，而那位作者本身也完全配合这种安排，时不时地退隐到一座乡间小屋，
然后再回来，继续推动那段冷峻无情的话语，甚至可以说，连罗素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都被其所反驳、动摇。那位作者并不想拯救真理。他说：“对此无法说出任何东西。”——不过这一点尚且不确定，因为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和“真理”打交道。
但弗洛伊德是如何在一封我多次引用的信中定义精神病性的位置的呢？
正是通过他称之为“unglauben”的东西：不愿意知道与真理相关的那个角落中的任何东西。
奇妙的是，这个问题对大学者来说竟是如此“悲情”，
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波利策（Politzer）那篇名为《具体心理学的基础》的文本，
——这正是他在接近分析学之后写下的——
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例子。
他的一切努力，都组织在逃出的尝试之中：
他非常清楚，这里存在某种斜坡/坡道，使他能够从彻头彻尾塑造他的大学话语中挣脱出来。
这个小册子如今被再版为口袋本，确实值得一读；
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作者本人是否赞同这次再版：
人人都知道，那种“被鲜花掩埋”的命运对他而言是一场悲剧，
那些花盖住的，原本是一声反叛的呼喊。
那些关于心理学，尤其是大学心理学的尖锐批判文字，令人惊讶地被一段转向性尝试所接续，在其中，我们可以说，使他意识到“那里有一道栏杆可供越出”的根本之处，
也是他有望从这套心理学中脱身的契机，就在于他强调了这样一个点——这是当时无人指出的：
即要接近无意识的形成这一问题，弗洛伊德方法的关键，在于信赖叙述；即强调语言这个事实，而这正是——说实话——一切本可以从中出发的地方。
我们倒也不能说，在那个年代——这虽然只是些“轶事史”（petite histoire）——
在那个年代，哪怕是高等师范学院的“凯门”（caïman），
也完全不可能对什么是语言学有丝毫了解，但尽管如此：
他确实接近到了那个关键机制，那个让他对他所谓“具体心理学”抱有希望的
关键机制，这确实颇为独特……这个小册子必须读一读！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读；
有朝一日，我也许会以它为主题，再做一次讲座。
但我眼下要说的内容已经够多了，也就不必在这件事情上多做停留了,你们每个人其实都能看出其中那个意义非凡的奇特之处：
而且你可以一步步追踪它的展开, 那就是——正因为想要脱出“大学话语”，人却无情地再次陷入其中。
正因为？ 想要脱出大学话语，人却无情的在此陷入其中？ 看拉康后面怎么说。
那么，他会对弗洛伊德那些命题提出怎样的反对意见呢？我说的是：对弗洛伊德在其理论进展中提出的术语、机制。
他能说的，不过是：那些命题是围绕可被孤立出来的事实、是一些形式抽象，就像他自己模糊地表达的那样。但在这样说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或者说漏失了，对他来说，在心理学问题上真正最为关键的东西：那就是一切心理事实的可陈述性，必须以保全他所谓“自我的行动”为前提，更进一步说，要保全的，是他所写下的那句话：“自我的连续性”。
拉康在这一段对波利策与弗洛伊德之间的“结构分歧”进行了明确界定。
波利策虽然对心理学有深刻批判，并敏锐地接近语言的重要性，但他最终还是坚持“自我的连续性”这个理念。这正是他与精神分析，尤其是结构主义精神分析之间的根本断裂之处。
但如果只是借此来利用，而无法真正展示出大学话语与分析实践之间不可还原的结构差异，
那就仍然是不够的。
这本书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独特的对抗式搏斗，必须在其结构中体现出这一差异。
因为他不可能没有感受到：事实上，分析实践已经非常接近他理想中所描绘的那个完全超出以往所有心理学范畴的东西。但他终究无法避免再次回到对“我”的要求上。
回到对“我”的要求上：就是想脱离结构，却仍回归以“主体自我”为中心的认知结构。 不认为“主体”，或者“我”的断裂存在，我的连续性在这里看作目的。而且听拉康这么说像是先射箭后画靶的意思。 这是分析所试图瓦解的。
当然，并不是说我自己在其中看出有什么不可还原的地方。
那位报告人（指拉普朗什）他似乎过于轻易地就把问题打发掉了，
他说，“无意识并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被表达”。
他还借助了我某些说法作为支持，例如：“主体的信息，是他从大他者那里以倒置的形式接收到的。”但这显然不是一个足够的理由，我在别处确实说过：“真理说‘我’”，“我，真理，在说话。”
我，真理，在说话 我，秦始皇，快打钱
然而，那位作者（拉普朗什）和波利策都没有意识到的是：
这里所谈的“我”，也许是无数的，它并不需要任何“我”的连续性，便可以不断地产生其行动。
但我们暂且搁下这点——这还不是关键所在。面对“命题”的这种使用方式，我们是否可以，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呈现出这样一句话：
“一个孩子被打了”（Un enfant est battu）。这是弗洛伊德在〈打孩子〉（1919）一文中分析的经典幻想。
整个幻想，确实就构成于这样一个“命题”之上。但我们是否可以为这句话赋予任何可称为“真”或“假”的性质呢？
一个孩子被打了——>我被打了 在话语结构中，“我”的位置是可变的、重组的、断裂的。 因此分析并不执着的看“我”，而是了解“幻想”如何依附于“命题”结构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典范性结构，它揭示出：
在对“命题”的任何定义中，都无法将其排除在外的某个维度。
那就是：这句话（“一个孩子被打了”）所产生的效果——它支撑着一个主体，毫无疑问，
但正如弗洛伊德立刻分析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被享乐分裂了的主体。
然而，这个主体并不是意识自我，而是一个“被享乐分裂的主体”。弗洛伊德揭示，在这个幻想中，主体的位置滑动于打人者、被打者、旁观者三者之间，其中交错着禁止、欲望、兴奋、罪感等元素，构成了幻想的享乐结构。
拉康以此说明： 命题不仅有语义、逻辑作用，更有幻想结构作用——它将某种“我”固定在话语中，让我在欲望中找到位置，但这个“我”是裂开的、非一致的。
这个“分裂的主体”，我的意思是：说出这句话的人，也是那个孩子——那个“将要（wird）”、那个变绿、因为被打而发青的孩子（geschlagen，德语“被打”）。
但我们再来稍稍玩味一下：
这个“被打而发青”的孩子，他调皮地“打趣”着“美德”（badine vertu，双关），
这便是“你趋向（vers-tu）”的灾难，——也就是那个打他的人，一个在句中始终未被命名的角色，无论这句话怎么被表述，打人的人始终隐匿。
这个“你打我”,正是主体的那一半，其句式结构将其与享乐联结起来。
主体确实以倒置的形式接收到自己的讯息：
也就是说，他以“大他者的享乐”这一形式接收到了自己的享乐。
而当幻想与父亲的形象连接在一起时，并且这形象一开始又是另一个孩子，这正是整个幻想结构所围绕的核心所在。
jouissance de l’Autre（大他者的享乐）：指非主体所能把握的享乐源，主体体验到的自己的享乐，其实是以“大他者正在享乐”的形式显现。 主体接收到信息，总是以颠倒的形式。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这一句话？ 主体接收到的信息从来不是话语中说了什么。而是要经过大他者的颠倒 还是拿恩情发言举例子，“飞机一定要能飞”。这句话毫无疑问是一句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废话。但此种恩情发言为什么好笑呢？这并不令人费解，说这话的人，听这话的人都不觉得好笑，大他者在这种话中竟然失效了。 另外一方面，在一些重要的政策会议后，就会有一些对会议内容做逐字逐词解读的人。 经过他们一番解读，这个词是今年的新说法。那个词虽然表达的是积极的意思，但是分量不像往年那么重，反而是一种消极的信号等等。 在这么一些铺垫的情况下，再回看“我，真理，再说话”这句话可能会更有体会。 拉康的这些理论并不是想的那么玄之又玄。
正是“父亲以打他为享乐”这点，构成了意义的重心，也构成了那一半的真理。
因为与此同时，那认同于“另一半”——即孩子主体的那个人，其实并不是那个孩子，
除非，如弗洛伊德所言，我们重构出一个中间阶段。当然，这永远不可能通过任何一种实体化的记忆来完成。
——正是在这个“中间阶段”，他才真正使这句话成为他幻想的支撑：
“我就是那个被打的孩子。”
由此我们再次被引向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身体可以没有形象（sans figure），因为那个“父亲”或任何形式的他者（l’Autre）
在这里承担着一个功能、扮演着一个角色，也就是提供“享乐的位置”，但他始终未被命名。
没有形象的上帝（Dieu sans figure），确实如此，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只能被把握为某种身体。什么东西有身体却并不存在？答案是：大他者。
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大他者”，那么他就有一个身体，一个无法从那个曾说出“我是我所是者的实体中去除掉的身体。这是一种完全不同形式的同义反复。
我是我所是，完全不同形式的同语反复。 “飞机一定要能飞”，好笑的点就是在于，这个语言完全无意义的地方，大他者亲自下场了，而他的无能被明晃晃的摆在案板上。
正是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在结束之前提出它。
我要做出一个判断，这在历史中如此鲜明，说实话，让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未被更明确地
未被充分强调，甚至根本没有被强调过：
那就是，唯物论者，正如经验所证明的那样……
我说的是他们在18世纪的最新一次历史性爆发时期，他们才是唯一真正的信仰者。
他们的上帝是物质。
是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比所有其他方式来确立上帝的方式，都更合理、更自洽。
拉康指出，18世纪唯物论者——那些自称“去神化”的哲学家——其实并未摆脱宗教结构，他们只是将“神”这个空位，用另一个概念填充：物质。
他们不再说“神是万物之源”，
而说“物质是万物之源”。
拉康阴阳他们的点在于，这结构上无异于一个神学命题：物质成为不可被怀疑的起源性实体，成为一切知识与因果的最终根据。这个位置恰恰就是“大他者”位置：一个被设定为“存在”的、但不可证实的、支撑整个话语结构的根基。
所以，拉康断言：“他们是唯一真正的信仰者。”这一判断有两重讽刺意味：
他们以为自己去除了信仰，但他们只是换了一位上帝；
他们的信仰更加纯粹，因为他们直接以“物”为神，而不是还要经过象征的遮蔽。给他们再选一次的机会，他们换了一个方式选择了上帝。 因此他说：“Ça se tient mieux”（更合理自洽，站得住脚）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更结构自洽，更像一个“好用的幻想结构”。
然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确实有逻辑上的需求——如果你允许我使用这个词的话因为我们是由“剩余享乐”（plus-de-jouir）所诞生的存在，是语言运作的产物。
当我说“语言的运用”时，我并不是说我们在使用语言：而是我们才是语言的雇员，是语言在使用我们，而且，正是通过这一点，享乐才发生。
飞机一定要能飞。 这句话触碰到了语言的边界了。 毫无疑义的同语反复是存粹的语言，留下的是形式本身。 我们使用语言时的享乐时剩余享乐，这里与大他者享乐做区别。
正因如此，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性在于： “祂”——“祂”（Il）带大写的“I”——“祂”在享乐。
即是说，“祂”本身就是享乐（la jouissance），也正因如此，对最聪明的唯物论者——即萨德（Sade）——而言，他非常清楚，死亡的指向绝不是无生命之物（l’inanimé）。
你读一下《朱丽叶》（Juliette）中段圣丰（Saint-Fond）的言论，你就会明白他讲的是什么。当他说死亡不过是对自然运作的不可抗合作，他的意思显然是：在死亡之后，一切仍然是有生命的，有一种对享乐的欲望所驱动的生命性，这种享乐，是对他也称之为“自然”的东西的享乐。而整个语境中非常明确的是：这其实是在讲一个唯一的存在的享乐，一个仅需说一句：“我是我所是（Je suis ce que Je suis）”的存在。
存在的唯一可能性在于”他在享乐“，不然说不通的。语言是用主体，而经过主体的产物是剩余享乐。 那么要不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形式，要不就是大他者就是通过这个进行享乐。 要不大他者不存在，但起作用。要不你觉得大他者存在，但是享乐。 大他者，是其所是，不用怀疑，完整的起源， 在萨德那里，“自然”本身即是无限享乐的主体；在拉康诠释下，是唯一他者性的假设性身体。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他怎么会感觉得这么深切？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表面上他是施虐者（sadique），实际上是他拒绝成为他所是之人，以及他自己所宣称的那个“我是谁”。他那种狂热地呼唤一个被赋予自然的存在，在这个自然的毁灭性运作中，从中总会重生出新的形式，——他究竟在做什么？
除了是在直面自己的无力：他无法成为别的，只能是那“神圣享乐”的工具。
这，就是理论家萨德（Sade théoricien）。他为什么是“理论家”？也许最后一刻我还能来得及——像我一贯的风格那样——告诉你们。至于“实践者”——那是另一回事了。实践者，正如你们通过一些轶事所了解的那样，我们也确实有他亲笔的见证，实践者，其实只是个受虐狂（masochiste）。
这才是面对“享乐”时，唯一聪明而实用的姿态：因为去疲于成为“上帝的工具”，那可是累死人了！[众笑]
l’être donné à la Nature（被交付于自然的存在）：萨德幻想中个体将自身完全交付于“自然律动”，即享乐之法则。 l’instrument de cette jouissance（这一享乐的工具）：萨德式主体幻想自己成为“自然”或“上帝”实现享乐的通道。
表面上施虐，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幻想：
主体将自己置于“自然”的摧毁性机制之中，让自己成为“享乐的工具”。 他拒绝成为自己，最终只能成为工具。 为什么人要有xxxx, 那是为了做爱，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做爱。
相反地，受虐者（masochiste），他是个风雅的幽默家。他不需要上帝来支撑他这一切，他的仆人就足够了。他在享乐中自得其乐，而且是在一些自然又节制的界限内；
就像所有优秀的受虐者那样——你只要去读读他们就明白了——他笑得可开心了。
他是个幽默的大师。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萨德非得是个理论家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令人疲惫的愿望？
这个愿望根本就不在他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而且，这点他自己也写出来、指明出来了：
那些化作微粒的生命碎片，其中一些被撕裂、撕碎、肢解，在那些幻想得极为惊人的场景之后，要彻底终结它们，可能还需要再打击一次死亡——一次“第二次死亡”。
那这享乐落在谁的手中呢？当然，它落在我们手中，我早在谈论**安提戈涅（Antigone）**时就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了。
只是——我是精神分析家，因此我能看出，“第二次死亡”发生在第一次死亡之前，而不是像萨德幻想的那样，是在之后。
萨德是理论家。为什么？因为他爱真理——不是因为他想要“拯救”它，而是：他爱它！
他爱真理的证据是什么？就是他拒绝它；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宣布这个“上帝”已死时，他其实是在将其高举；
他为“祂”做了见证：即是说，萨德，他只能通过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微小的手段，来达到享乐。
seconde mort（第二次死亡）：非生物学的死亡，而是指主体在象征秩序中之死，例如放弃欲望之位置、进入绝对沉默、被享乐结构彻底吞噬。
“爱真理”竟然会让人陷入一个如此明显带有症状性的体系，
——这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但这正是某个东西显现出来的地方：
即是说，当我们将自己置于语言效应的残余之中……
当我们成为某种因语言而被挤压出来的 jouir（享乐）的东西时，
——语言的效应所能挖掘出来的，
也不过就是我上次提到的，那个关于“plus-de-jouir（剩余享乐）”的熵（entropie）……
难道我们不是正在将真理视为某种在语言话语之外的东西吗？
他指的是萨德，也指的是哲学家、宗教者、甚至某些分析师——他们将“真理”放置为一个可达之物、神圣之物、结构之外之物，并围绕它建构一整套封闭的系统。
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那被禁止的享乐（jouissance interdite）的“姐妹”。
我说“这是姐妹”，她们的“亲属关系”仅仅在于以下这一点：
如果说，最根本的逻辑结构确实是从被扯裂出来的享乐残茎（pédicule）中衍生出来的，
那么反过来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时代在逻辑领域所取得的那些成果，
它们究竟是回应了哪一种 jouir（享乐）？比如说：
一个逻辑系统，即便是再弱的系统，也只有在通过不完全性事实（faits d’incomplétude）来标示其“有效性”时，才能获得其存在的一致性。 也就是说，它必须以其“界限”作为其力量的标志。而这种逻辑基础自身出现裂开的方式（déhiscent），又是在回应什么样的享乐呢？换句话说，在这里，什么才是“真理”？
我之所以用“sorora（姐妹）”这一关系来指定真理相对于享乐的位置，既非无意义，也非偶然。
我们将不得不对此进一步展开，尤其是在癔症者的话语结构中加以表述。
特别是，最近这件人人其实都知道的事情有人跑到美洲去做了场讲座，说弗洛伊德曾经与他的小姨子有，用一种既公开又含蓄的说法来说，“一段关系”——“an affair”。
那又怎样呢？弗洛伊德对米娜·贝尔奈斯（Mina Bernays）的关注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 即便再添几句荣格派的八卦，也不会改变这个“旧闻”的本质。[众笑]
不过说到小姨子的位置，是否正是因为这个….我就留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吧：
是否正是因为这个，才让萨德（Sade），这个人人皆知被俄狄浦斯禁忌困扰至深的人……
正如爱情理论家们向来所说：
“婚姻中是没有爱情的。”……被迫与妻子分离——是否正是因为他的小姨子，才让萨德爱真理、如此深沉地爱着真理？
阴阳又下头的拉康，这算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