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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趁我们还处在这些论题材料的远日点，我们先把这件事界定清楚；因为等到我们抵达近日点，其热度足以让我们融化。（Lichtenberg 利希滕贝格）
“血肉竟由诸多太阳构成，这怎么可能？”天真的人们惊呼。（罗伯特·勃朗宁）《与某些人士谈话》
【近日点】其热度足以使我们(对它的观察)熔化。这里是要说由于过度接近而导致的”视觉失灵”。
当人发现自身权力的形象时，有一种惊惧攫住他，以至于：当那行动把它赤裸地呈现出来时，他反倒将其回避——而那原本正是属于他自己的行动，精神分析正是如此。
弗洛伊德那普罗米修斯式的发现曾是这样的行动——他的著作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而这种行动同样在每一次经验中呈现：只要那经验是由某个受训于其学派的工作者谦逊地推进。
我们可以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步追踪到这样一种倾向：人们对言语的诸多功能、以及对语言的场域的兴趣，出现了某种厌弃。这种厌弃，推动了在这一运动内部被公开承认的”目的与技术”的改变；然而，这些改变与治疗效力的衰减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含混不清。确实如此：在理论与技术中，把”客体的阻抗“在理论上加以抬高的做法，也必须被置于分析的辩证法之下接受检验；分析的辩证法只能在其中辨认出：这是一种主体的托词
【客体的阻抗】在当时的自我心理学看来，如果病人不说话或者不配合，那是病人的”自我Ego”在进行”阻抗”，于是分析师的任务就变成了去”攻克”这个作为”客体”的阻抗。拉康认为，所谓的”阻抗”，其实是由于分析师自己陷在”想象界（Imaginary）”里，试图用自己的自我（自我是想象界的产物）也去影响对方的自我，从而导致了对话的僵局。——也就是说，”僵局”这一概念本身是分析师自己创造出来的。
让我们试着勾画这一运动的拓扑。当我们考察这份我们称之为”科学活动”的文献时，精神分析当前的问题，会清晰地在三个论题之下显现出来：
A）我们姑且称之为“想象界的功能”，或者更直接地说：幻想在经验的技术之中所占的位置，以及在精神发展各个阶段中客体的构成。在这里，推动力来自儿童精神分析；也来自这样一块有利地带：研究者在接近前语言的结构化时，会发现它对他们的尝试同样开放，对他们的诱惑也同样开放。正是在那里，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的顶点如今引发了一次回返：在解释幻想时，应当给予幻想何种象征性的裁定。
B）客体的力比多关系这一观念：它一旦更新了对治疗进展的设想，便会在不声不响中改写了治疗的引导方式。新的视角在此起于两点：把方法扩展到精神病领域，以及技术操作曾一度向来自不同原则的数据开放。精神分析在这里便滑向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甚至滑向一种由慈善精神驱动的行动主义。同样地，这里也出现了明显的反作用：要求回到象征化这一技术枢轴。
C）反转移的重要性；并且与之相应的，是精神分析家的训练。这里的重点来自治疗终结之处的种种窘境；而这些窘境又与这样一个时刻的窘境相接：教学分析（didactique）在把候选者引入实践之时告一段落。在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一种摆动：
一方面，而且并非缺乏勇气，人们指出：分析家的”存在”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参与了分析的诸效果；甚至在”最后关头”，它还必须在分析家的操作方式中被揭示出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又同样强硬地主张：任何解决都只能来自对无意识这一驱动机制的不断深入的探究。
这三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除了它们所显现出的那种开拓者性的工作之外：这种活动在三条不同的边界上展开，并由支撑它们的经验的活力所推动。这个共同特征是：分析家面前出现一种诱惑——放弃言语的根基；
而且恰恰是在这样一些领域里：言语的使用在这里几乎要逼近不可言说之境，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对其自身进行检验。
也就是说：母性式的教育，撒玛利亚式的慈善援助，以及辩证的掌控。
如果他在这些地方还进一步把自己的语言让位给那些既成的语言，危险就会变得巨大；因为他并不充分了解：这些既成语言向无知提供了何种补偿。
【撒玛利亚式的慈善援助】拉康在讽刺美国分析师自以为是在”助人”，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行善，实际上却破坏了分析的中立性，意指一种伪善的施舍感。
说到底，人们会希望更多了解：象征化在儿童那里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而在精神分析之中担任”司祭”般的母亲们——甚至那些使我们最高层的委员会带上一点”母系政体”气味的母亲们——也并不能免于那种”语言的混淆”；在这种混淆之中，费伦齐指出了儿童—成人关系的法则。
我们这些”智者”对”成型的客体关系”所形成的那些想法，其构想相当含糊；而一旦把它们陈述出来，就会显露出一种平庸——这种平庸并不为这一职业增光。
毫无疑问，这些效应——在其中，精神分析师会与那种现代英雄的类型相汇合；这种类型由一些可笑的壮举所呈现，而这些壮举发生在一种迷失的处境之中——本可以通过一次恰当的回返而得到纠正：回返到对言语诸功能的研究；在这门研究上，精神分析师理当早已精熟。
但看起来，自弗洛伊德以来，我们领域的这一中心地带已经荒芜了。我们注意到他本人多么谨慎地避免在外围作过分的远游：他在成人的分析中发现了儿童的力比多诸阶段，并且在”小汉斯”那里只通过其父母这一媒介加以介入；他只凭借了施雷伯在其精神灾变的岩浆中留下的那份关键文本，破译了偏执性谵妄之中无意识语言的整整一个侧面。
相反（指：与在外围作过大的远游相反），在作品的辩证展开与其意义传统的维系上，他始终以其全部高度承担起一种主人(maîtrise)的位置。
**【主人(maîtrise)】***maîtrise* 同时含”掌握/主导”的双义。
这是否意味着：主人的位置之所以仍旧空悬，原因较少在于他的消失，更在于其作品意义在被日渐遮蔽？要让自己确信这一点，难道去观察：在这个位置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不够吗？
在那里，一种技术被传递着：语气阴郁，甚至在晦暗里保持沉默；而任何清新的批判，看起来都会把它弄得惊惶失措。说到底，它逐渐呈现出一种形式主义的套路，并被推到近乎仪式化的程度；以至于人们不免要问：它会不会也落入同一种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类比之中——正是借助这种类比，弗洛伊德曾极具说服力地指向宗教仪式的运作，乃至其发生学。
只要考察这种活动为了滋养自身而生产出来的那套文献，这种类比就会变得更加尖锐：人们在其中常常会有一种印象——仿佛存在着一个奇特的闭环：在这个回路里，对术语之来源的无知，会生出一个问题——怎样把这些术语彼此调和；而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付出的努力，又反过来加深了这种无知。
为了追溯分析话语这场败坏的成因，把精神分析的方法应用到支撑这一话语的共同体身上，是理所因当的。
确实，谈论分析行动之意义的丧失，同样真实，也同样徒劳——正如用症状的意义来解释症状那样：只要这一意义尚未被承认，这种解释就无从奏效。但我们知道：缺少这种承认时，这项行动在它所处的层面上，只会被感受为一种侵凌；并且，当那些社会性的”阻抗”不在了——分析团体曾在其中找到用以自我安定的东西——它对自身活动的容忍之界限（这种活动如今已被’接纳’，却未必得到真正的认可），便只取决于一个数字比例：它在社会层面上的存在被如何计量。
这些原则足以划分那些象征的、想象的与真实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诸种防御——隔离、取消、否认，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无知——；而我们能够在这套学说之中辨认出这些防御。
因此，如果我们以其规模来衡量美国团体之于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也就会以它们的分量来估计：在那里汇集着的那些条件。
先从象征秩序来说，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c的重要性：我们在1950年的精神病学大会上曾提到它，把它视为某一既定文化环境的一个特征性常量。在这里，它构成一种条件：也就是那种去历史性；人们一致承认，它是美国”沟通（communication）”的主要特征；而在我们看来，它与分析经验处在两极相对的位置。此外，还有一种极为本土的心理形态：它以”行为主义（behaviourisme）”之名，对美国的心理学观念形成了如此强势的支配，以至于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如今已经在精神分析之中已经彻底盖过弗洛伊德式的灵感。
至于另外两种秩序，我们把判断留给当事人：在精神分析诸学会的生活中所显现出来的那些机制，分别有多少要归因于团体内部的威望关系，又有多少要归因于他们的自由企业制度在整个社会机体上所引发的、被感受到的诸效应；
以及，对于这样一个观念究竟应当如何采信——这观念由他们最清醒的代表之一所强调：一种趋同在两者之间起作用：一方面，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团体所具有的外来性；另一方面，是文化中前述诸条件所召唤的那种功能把它吸引向的疏离化。
【疏离化】这里在讨论美国移民文化如何导致了精神分析的异化，或者说”被带偏”了。
无论如何，有一点无可置疑地显现出来：在美国，精神分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偏转，转向于——使个体适应其社会环境、探寻行为模式，以及”human relations（人力关系）”这一观念所牵连的整体对象化。并且，一个相对于”人这一客体”的、带特权色彩的排除立场，也在一个本地生成的术语中被标示出来：human engineering（人类工程）。
因此，那些最具生命力的经验术语——无意识、性——在精神分析内部逐渐黯淡，可以归因于维持这样一种立场所必需的那种距离。而且看起来，用不了多久，连对它们的提及本身都将变得困难。
我们无须就形式主义与小贩精神表态；团体自身的官方文件已经提到它们，并且意在加以谴责。”法利赛人”和”小贩子”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只在于他们共有的那种本质——它是他们二者在言语面前遇到困难的根源；而尤其是在涉及 talking shop、也就是”同行切磋”之时，这种困难更为突出。
【talking shop】 “业内闲谈、职业行话、同行切磋”。”在非工作时谈论关于工作的场面话”。值得一提的是，拉康在这里嘲笑美国分析师开会像商人谈生意因此直接使用英语”talking shop“。
不论是法利赛人式以”虔敬/律法/自义”自居的话语还是”小贩/生意人”的无处不在的业内场面话，通过话语的形式维持其姿态。
动机（理由）的不可传达性固然能支撑起一种主人位置，却很难与真正的掌握、精通相伴而行——至少难与教学所要求的那种精通并行。这一点，对此人们早有明证：前些时候，为了维持这种权威的首位，还不得不出于形式，人们不得不在形式上做出一堂课来。
因此，同一阵营在对前面所列举的那些边界领域所做的种种试验作出总结之后，又一次以不可动摇的方式重申其对传统技术的依附；
这份依附并非没有含混之处，这种含混可以从一个替换上被衡量出来——为了给这项技术定性，人们以”经典（classique）”一词替代了”正统（orthodoxe）”一词。人们转而依附于”体面/得体（bienséance）”，因为对于学说，人们已经无从说出任何东西。
我们就我们自身而断言：如果人们对奠基这项技术的概念缺乏认识，这项技术便既无法被理解，因而也无法被正确地应用。我们的任务，将是证明：这些概念只有在一个语言的场域中获得指向，只有在被安置到言语的功能之下时，才取得其充分的意义。
在此我们记下：要运用任何一个弗洛伊德概念，都不能把对弗洛伊德的阅读视为多余，即便这些概念与日常通行的观念同名，也一样。
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惨败中得到证明：季节更迭又让我们想起——某位作者对弗洛伊德的”趋力理论”作了重述；
他对其中那一部分毫无觉察，而弗洛伊德曾明确说过：那部分带有”神话性”。他显然不可能觉察到这一点，因为他是通过玛丽·波拿巴的著作来接近这一理论；他不断引用该书，把它当作弗洛伊德文本的等价物，却完全没有提醒读者；他或许（并且确有其理由）依赖读者的品味，使读者不至混淆二者；
然而这依旧证明：他对”二手材料的层级”视而不见。于是，在一次次归纳后接着演绎，在一次次归纳后接着假设，作者最终以其错误前提的同义反复作结：也就是：所谈的那些本能可以还原为反射弧机制。
正如经典表演中那摞盘子：其崩塌被一点点”提取”出来，最后只在艺人的手里留下两块被轰然巨响弄得不成对的碎片；
同样，那套复杂建构——从发现力比多在性敏感地带的迁移，到在元心理学层面把一个普遍化的快乐原则推进至死亡驱力——被缩减成一个二元组：一个被动的色情本能，以”捉虱女”的活动为模型（诗人所钟爱的形象），以及一个破坏本能，它仅仅被认同为运动机能。
这样的结果，值得获得一项极为光荣的提名：它展示了把一个误解的后果严密的推到逻辑极致的艺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