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笔记有关于精神分析师关于不能知道来访者“真实发生的事情”，有一些讨论。

不得不说关于这一点可能确实有点老生常谈，符号学的能指啊，转喻啊，哲学上的本体论什么的都能招呼上来，但这都不能切中精神分析实践。秉持言尽其意的原则，尽可能的把一些没说明白的地方说明白，算是写这些笔记的动力了。

精神分析师不可能知道“来访者真实发生过什么事情”，也不应欲求“改变来访者”，“替来访者做点什么”。这一系列“不欲求”，是建立在一个根本立场上：实在的不可知，无法被符号化。话语起作用的方式是在象征层面，无法抵达实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在一些“伦理风波”之后故作深刻的“思索”就显得特别愚蠢。

比如我们假设这么一个情况：分析师A在工作中听到来访者讲述关于过去在分析师B处会谈的经历，以此公开质疑来访者的前任分析师B，大谈分析师B在过去会谈中的种种疏忽或者不当行为。

分析师如果将来访者在咨询室中说的话当作“事实”来认定，并据此去“主持正义”。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如同在会谈室内穿胶皮紧身衣cos蝙蝠侠一样。

可能一些“抱有道德热忱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批评“太无情”，或者干脆想象“你自己就不干净，因此才要抨击那些有勇气揭露的人！”

但这帮想要“维护正义”的蝙蝠侠们可能难以回答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来访者需要你来帮自己主持正义呢？ 因为分析师穿着一身胶皮紧身衣出现在会谈室吗？

如果当事案主本身就有维权的愿望，但是迫于某种“未能解释，未能说出的阻碍” 以至于自己不敢去发声的话，这不正是工作的方向吗？ 这种“取而代之”的操作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说得上是好事。

话又说回来，前段时间拉康派的大瓜就整挺好，爆料揭露的人跟当事案主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存粹的因为自己的新仇旧恨帮当事案主大做宣传，广而告之（而且这本身也是当事案主自己的意愿）。被揭露的分析师虽然破防了，但是也算是点到为止，没有真的拉来访者当面对质，差不多得了属于是。 （这里面夹杂了不知多少私人恩怨，算是拉康派的瓜门盛宴了）

说回到“正义伙伴”身上，这种“伸张正义”的愿望，是对自己分析师欲望的让步：分析师的位置，从来不应该是当蝙蝠侠。更何况，如果来访者真是为了维权，大可发微博、小红书买个热搜，没有中间商蹭流量。

许多来访者曾接受过其他分析师或心理咨询师的工作，有些人可能还相当知名，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并不少见。分析师当然需要知晓这些背景，但若无法克服自己的反转移，一旦被牵入比较、对抗或辩论，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

比如来访者可能说：“某某老师说过了，XXX…..”，如果分析师回应“我不这么看”或“那不对”，便进入了一种“专家对专家”的辩经姿态，这不是精神分析的工作应该做的。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情形：来访者在提及前任分析师时，有意无意进行评价，尤其是负面评价（“不够专业”“不尊重我”“不懂我”）。分析师若一时大意，便可能被卷入到“替自己赢得信任”的竞赛中。来访者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陈述过去的事实？还是在给当前的话语制造裂口？！

一个来访者反复强调前任分析师“多么糟糕”，看上去是在揭露什么不为人知的黑暗内幕，但更深一层，这可能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说话：“请你做得比他好；请你来满足我没有被满足的地方。”更有甚者可能是为了迎合分析师而说出的这些话。

分析师如果拎不清这一点的话还是转行当正义的伙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