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集会上，有一位听众——我必须感谢她——善意地回应了我上次所说的一点小小的失望： 没有任何人——我说的是“没有任何人”——让我得到这样的愉快…… 愉快，你们知道的，就是“最小努力法则”……愉快到能在我所开辟的某个踪迹上抢先一步。
这位听众……我看到她在微笑，她现在就在场，为什么不直呼其名：玛丽-克莱尔·布恩（Marie-Claire Boons）。 她因此寄给我一份从一本文集上抽印出来的文章，那本期刊相当有趣。至于为什么我没有读她的文章，我倒是有些理由可以为自己辩解。这本期刊，恰好只是因为要向我教学工作的主旨致意才出现的，它的名字叫做《无意识》。
我必须说，其中确实有不少很好的内容。只是，矛盾的是，或许正因为这本期刊至少在编辑委员会的层面上，便以某种原则为自己背书，因此我并没有收到它的“赠阅”。
于是，当注意力被引向这一期名为《父职》的特刊（第五期）时，我首先非常仔细地阅读了玛丽-克莱尔·布恩的文章——《弗洛伊德笔下的弑父》（1968年1月刊无意识第5期，第101-129页，现由“难寻书库”2002年再版）——然后又读了我们朋友康拉德·斯坦的一篇文章。
至于玛丽-克莱尔·布恩的那篇文章，如果她愿意的话，我完全准备今天就把它作为解释的文本。由此可能会显现出来的，是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她在《弗洛伊德笔下的弑父》一文中所选择的道路有关。 说实话，我相信，很容易看出她的文章并没有跨越、也没有提前于我在她发表那篇文章的同时，所已经提出的东西——我曾说过，那是非常谦虚地提出的——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探讨。
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我今天确实尝试更进一步，指出这在迄今为止我那谨慎的推进中已经被牵涉其中。 然后，也许在第二个时机，在某次相遇的机缘中，我所要表达的东西会得到更好的阐明——如果我只是把你们悬置在一篇文章的若干论点上，这篇文章确实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某种——我愿称之为一种开放，一种提问，或者说是一种为进一步的跨步所作的准备。 在此我们可以选择这两种方式之一。但若她不明确表示，认为我们今天应当通过对她文章的评论来展开，我就把发言的机会留给她。
玛丽-克莱尔·布恩 —— 我并不认为，在开始的时候……
那么，我想这将会是第二种方式。 事实上，父亲之死——众所周知——似乎正是所有言说的关键点与敏感之处， 不仅仅在神话的层面上，而是在涉及精神分析所面对的一切之中。
玛丽-克莱尔·布恩在文章的结尾甚至让我们听出这样一种意味：许多事物都源自于“父亲之死”，特别是那种所谓的“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它似乎会使精神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将我们从“律法”之下解放出来。真是伟大的希望啊！
我确实很清楚，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某种“自由主义的钉挂”会被系结到精神分析之上。但我认为，说实话——这正是我称之为《精神分析的反面》（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的全部意义——情况根本不是那样。
“父亲之死”，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那个带有尼采式重心的宣告，那则“上帝已死”的好消息——在我看来，两者之间并不遥远。 而作为对此最初的证明，正是弗洛伊德他自己的表述。玛丽-克莱尔·布恩在她文章开头恰当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是我两次研讨班前也提到过的——也就是说，从某种角度来看，“父亲之死”的宣告并不与弗洛伊德自称的动机相矛盾： 弗洛伊德把这种动机描述为对宗教的精神分析式解释，即宗教本身是建立在某种东西之上的。出人意料地，他将其作为首要之点： 父亲是那个被承认为值得被爱的那一位。
这里已经显示出一个悖论——一个悖论，使得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作者陷入某种尴尬： 也就是说，精神分析似乎宁愿维持，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保存着宗教的领域。
我认为，恰恰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事实根本不是那样。 精神分析的锋芒确确实实在于无神论——但前提是必须赋予“无神论”一个不同于“上帝已死”的意义。 因为毫无疑问，一切迹象都表明，尼采的“上帝已死”远非真正质疑其中所涉及的东西——也就是律法——反而恰恰是巩固了律法。
“老师在和不在都应该一样”
我早就指出过，对于老卡拉马佐夫父亲那句“如果上帝死了，那么一切都被允许”，在我们经验的文本中真正应当得出的结论是：对“上帝已死”的回应应当是——“上帝已死，什么都不再被允许。”
为了阐明我向你们预告的前景，让我们从“父亲之死”出发——如果说，弗洛伊德确实是将其作为享乐的关键，即那被认同为母亲的“至高客体”的享乐。 涉及乱伦所指向的母亲，可以肯定的是，弗洛伊德在其学说中引入“弑父”，绝不是为了去解释“与母亲同床”是什么意思。 恰恰相反，正是从“父亲之死”出发，对这种作为首要的享乐的禁止，才得以建立。
事实上，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父亲之死”，而是——正如我所谈到的那位作者在其提问的标题中很好地提出的那样——“弑父”。就在俄狄浦斯神话的叙述中，弑父才是享乐的关键。
同样地，如果我们仔细审视这个神话，它确实正是以这样的命题呈现给我们的。对此我已经说过：必须将它当作它所是的东西来对待，即一个显性内容（contenu manifeste），并且因此从清晰地加以表述开始。
正是因为解救了人民，使他们免于一个正在夺去他们最优秀者的难题；他要回答的，乃是一个呈现为“谜”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被设想由那个暧昧存在所支撑的谜，这个暧昧存在就是斯芬克斯。
斯芬克斯正是这种双重构造的化身——它是由两个“半身”拼合而成的，如同“半言”（mi-dire）一般。
而俄狄浦斯在回答这个谜时，恰恰——这就是暧昧所在——消除了这个谜所给人民带来的关于“真理”问题的悬置。
这是否意味着，当他给出那个回答时——一个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竟如此预先规定了他自身悲剧的回答；同时，也在作出抉择的那一刻，也许正是他的回答——“这是人”——掉进了真理的陷阱？ 因为，究竟有什么能够知道“人”是什么呢？
人是什么？这个定义好像怎么都不能触及某种“真理”。 而半说的斯芬克斯的迷题则可以迂回的接近到“真理”
难道仅仅把他的回答归结为那个进程就足够了吗？——在俄狄浦斯的案例中，这个进程是多么暧昧：
一开始，他是四肢着地行走，然后是用两只后腿……
正是在这一点上，俄狄浦斯和他的整个家族显得格外不同，
——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敏锐指出的——他们从来都“走得不直”（Œdipe = 双脚浮肿）。
“Œdipe”这个名字源自希腊文 Oidipous，由 oîdos（肿胀）与 poús（脚）构成，直译就是“肿脚”或“脚肿胀的人”。因此，“Œdipe”和“pieds gonflés”实际上是同一个含义的两种表达方式。 在传说里，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为了躲避神谕，把婴儿俄狄浦斯的双脚绑穿，用钉子或绳子固定，然后遗弃在荒山。这导致婴儿双脚受伤、肿胀，留下了永久的痕迹。名字“Œdipe”正是根据这个身体特征而来。
……最后，他依靠一根杖行走，而这根杖，虽然不是盲人的白手杖，却对于俄狄浦斯而言，无疑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第三要素”。
这个要素的名字就是：他的女儿，安提戈涅。
这是否是为了给俄狄浦斯留下一个回归之路的余地？ 因为正是当他面对一个更为巨大的灾难时——这灾难已不再是斯芬克斯之谜那样的抉择，不再是人民中最优秀者一个个被夺去，而是以一种暧昧的形式袭击整个民族，这种形式在古代主题中被称作“瘟疫”—— 弗洛伊德就此指出：对于俄狄浦斯来说，真理的问题在此得以更新。它最终导向何处呢？——导向这样一个初步的界定：我们至少可以将其认定为与“阉割的代价”相关的某种东西。
这就已经说尽了吗……？
并非是“鳞片从他眼中掉落”，而是眼睛本身如同鳞片般掉落。
——这就说尽了吗？难道我们不是正是在这个对象之中看到：俄狄浦斯被简化为一种状态，不再只是承受阉割，而是，我宁可这样说，他本身就是阉割？
也就是说，当他身上某个对象消失——以他的双眼这种形式消失——当一个被选中的小客体 a 的支撑不再存在时，所留下的，正是“阉割”本身。
如果说“儿子”——正如幻想中总是以一种颇为奇特的方式被指示出来，但从未真正严格地被联结到那个关于弑父的根本神话上——如果说阉割是落在儿子身上的东西，那么，难道这不也正是——而且这在我们整个经验中都得到了指示——
使他得以以正当的路径，进入“父亲的功能”之所在的吗？
这难道不是在表明：阉割正是从父亲传递给儿子的东西吗？
于是，死亡一旦呈现为“起源”，这难道不是在表明：它或许只是一种掩盖的方式？ 它掩盖的，正是从分析师的位置本身所涌现、所被经验到的东西。在主体性进程之中，阉割这一功能的核心特征，依然会被掩盖、被某种方式遮蔽，被置于死亡的庇护之下。 因此，我们避免了将问题推至其最锋利的点上——那个恰恰可以、以一种终极且严格的方式——由分析师自身的立场来加以阐明的东西。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我们确实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根本性的神话，“父亲”的形象，在弗洛伊德那里最初是出现在《梦的解析》的层面。正如他自己所说……
康拉德·斯坦的文章对此有极为出色的阐明：
在梦的解释中显现出一个愿望——一个“死亡的愿望”。
对此，斯坦作出了一项极其精彩的批评：他指出，当真实的死亡发生时，这些死亡愿望反而愈加高涨。
而如果确实如弗洛伊德自己所言，《梦的解析》的写作正是从他父亲的死亡中涌现出来，那这难道不是更清楚的迹象吗？——正如斯坦再次强调的那样：
在“自认因父亲之死而有罪”的背后，所隐藏的，恰恰是一个愿望：
愿父亲不是凡人，而是永生的。
换句话说，这也延续了分析心理学倾向所置于核心的一条思路。
在这一思路中，有这样一个被当作基本前提的命题：
童年主体位置的本质，正是建立在一种“全能观念”之上，
而这种全能感使得儿童认为自己处于死亡之外。
然而，如果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常规性的解释”——出现在一位作者的笔下，而这位作者并没有在其前提上放弃批判，恰恰相反，他还批判了那种将“儿童位置的本质”简单化的说法， 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另一条路径来处理“死亡愿望”的问题。如果这些死亡愿望确实覆盖了某些东西，或者说掩盖了某些东西，那么关键就在于：它们究竟在此场合要掩盖的是什么。
“分析心理学”认为儿童主体的本质建立在一种全能观念上。
不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没有讨论关于“阉割”的问题。 “死亡”对于“父亲”来说，是一种阉割。 毕竟既然认为父亲的死是自己的罪，那么这个孩子认为“原本父亲是不会死的吗？”那么死亡对孩子来说意味着阉割。
反过来说，阉割意味着放弃认同某种“全能/不死”或者别的什么。那种“分析心理学”如果直接讨论死亡的话完全就丢失了这一层意义。别的也没啥好说的，毕竟心理学嘛，理解一下，理解万岁。
那么，首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在我们所要阐述的、依赖于能指引入的主体结构之中，会有任何东西是以“对死亡的认识”作为首要条件的呢？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阅读弗洛伊德对其几个重要梦境的分析：
从那著名的“祈求闭上眼睛”的梦开始，其中的暧昧性在于“独眼”（sous une barre, un œil），在弗洛伊德那里被呈现为某种二选一的可能……这一点，康拉德·斯坦非常巧妙地加以利用，把它纳入他的解读路线，也就是将之视为一种以全能之名对死亡的否认。
然而，如果我们把同一系列中的最后一个梦作为意义的指向（正如我当时所做的那样），就可以注意到重音落在了另一个梦上——那不是弗洛伊德自己的梦，而是他某位病人的梦。
这个梦是这样说的：
——我曾把它分解来分析，分列于“言说行为（énonciation）”与“言说内容（énoncé）”这两条线上——“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这提醒我们，情况不外乎两种：
——要么，死亡根本不存在，有某种东西继续存活，但即便如此，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死者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要么，死亡之外什么都没有，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我早就强调过：生命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有某种不可化约的东西并不知道……
我并不会说“我们已经死了”，因为这并不是应该说的方式。
作为“我们”，我们并没有死——至少并不是全体一同死去——而这恰恰是我们赖以安立的基础。
而且，必须有某种东西并不知道“我已经死了”。
我确实是死的，确切地说，是因为我注定要走向死亡，所以我是“被指向死亡”的。
但是，正是凭借着那个“不知道”的东西，我自己也不愿意去知道这一点。
如果把主体经验的时间轴直接拉到最后，那么就会告诉你：这个主体死亡了。 因此这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是说这个”我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或者将来肯定会死“。 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会死吗？ 如果“我”知道，那么其实“他”也会知道。 这里就会有一个超脱于我与他之外的象征层面的东西可以起作用了。但是如果主体执拗的认为“我知道，但他自己没意识到”，其实揭露出主体并不接受“他”——也就是父亲的阉割。 如果说阉割进入到符号秩序的门票，售票员可能是父亲，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位置，这取决于认同阉割的方式。
正是这一点，使得逻辑能够以“凡人”（tout homme）为中心来建构。这个“凡人”——“凡人皆会死”——它的支撑恰恰来自于对死亡的不知。与此同时，也正是这个东西让我们误以为“凡人”这个说法本身具有某种意义。
每一个人都出生于这样一个父亲——据说，正是因为这个父亲已经死去，人们才无法享受他本应当享受的东西。
正因为父亲是“已经死去”（阉割）的，因此父亲以死者的方式阻断了“享乐”。 什么叫以死者的方式阻断了享乐呢？ 这时候可能会有些人说一些玄之又玄的什么“死去父亲的禁令”这种玄之又玄的话，好像这几个字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符文之语，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有50% 概率当你杀死敌人时施放出 20 级 连锁闪电。
其实我们接着阉割这条路继续推进就可以了，认同“已死的父亲”意味着认同了有一套父亲之外的禁令在起作用，这个东西就是“阉割”。
既然这个禁令是因为认同了父亲作为“死者”的形式出现，那么这个禁令就起名叫“死去父亲的禁令”吧。 就像这碗面，它又干，又热，老板这是什么面啊？ ——热干面！
这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作为“不可能之物”的标志：
——死去的父亲就是享乐。
而这恰恰是我所定义的“真实（le réel）”之范畴的规定：
在我所阐述的框架中，它与符号界和想象界根本区别开来，真实就是不可能。
所谓真实的出现，并非仅仅是一种我们“撞上去的障碍”，而是逻辑上的障碍：
即在符号界中，真正能够被明确说出的那一部分——它被指认为“不可能”之处，真实就在此涌现。
这里划重点 真实——将想象与符号区分开来
那么换句话说，真实不是用来验证、证明、检验什么，而是以“可不能”将想象与象征化分开。
“死去的父亲”代表着禁令，禁止了享乐，那么意味着他规定了“享乐”的边界。 这么说起来“享乐的边界”，这五个字可比“死去的父亲”要有趣的多。
我们确实在这里认出：超越俄狄浦斯神话的，是一个运算子——一个结构性的运算子——它被称作“真实之父（père réel）”。
我甚至要说，它还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作为范式，它同时也是一种提升，在弗洛伊德体系的核心地带，成为那个“真实的父亲（père du réel）”。这正是标志着、并在弗洛伊德的表述中心位置上，安置下一个“不可能”的术语。
我们必须明确地说：弗洛伊德的表述与心理学毫无关系。 这个“原初之父”根本无法被任何心理学方式所设想。 他仅仅被呈现为那样一个形象…… 我不必重复我在上一次研讨中所做的嘲讽—— 就是那个“与所有女人都享乐的父亲”。
这样的想象或许尚可被构思，但实际上非常清楚、也足够容易理解的是： 要仅仅满足于一个女人，已经是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了。
拉康这个老唐璜这里倒是经验之谈了。
在这里，我们被引回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点：那就是阉割（castration）。 自从我们把它界定为主导能指（signifiant-Maître）的原则起，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定位。 对此我将再度返回，更确切地说，在今天讲座的结尾，我会向你们展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主人的话语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结构： 享乐（jouissance）是作为来自大他者（l’Autre）而出现的 [S1 → S2]。 主人话语握有这一机制的手段。然而，语言所能得到的，只是通过不断的坚持，最终产生出一种损失（perte），而正是从这损失中，“剩余享乐（plus-de-jouir）”才得以具象化。
首先，语言——即便是主人的语言——都不过是一种要求（demande），而且是一种必然失败的要求。
不是语言的成功，而正是它的重复，生成出某种属于另一维度的东西，我称之为“损失（perte）”，而“剩余享乐（plus-de-jouir）”正是在其中成形。
这种重复性的创造，这种维度的开端，正是精神分析经验赖以建立的秩序所在。
这一切同样可以源自一种最初的无能，更准确地说，是源自儿童的无能，而绝非什么“全能”。
如果我们能够察觉到，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正是“孩子是成人之父”，那么必然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某种使之成为可能的中介。
而这正是“主人”的那种坚持——这种坚持，最终会生成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我已经说过：它可以从任何一个能指中产生。
我当时提出过的那个术语：“父亲是实在的（le père est réel）”，之所以会提出它，正是在我阐述“客体关系”与弗洛伊德结构的关系时，我首先小心地区分了阉割（castration）、挫折frustration）与剥夺（privation）三者的本质差异：
——阉割，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性的功能，它只能从能指的结构化 articulation 中来理解； ——挫折，属于想象界（imaginaire）； ——剥夺，则如同显而易见的，属于实在界（réel）。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要界定这些运算的成果，
——那么在阉割（castration）的层面上，首先必须处理的是阳具（phallus）所提出的那个谜题，即阳具作为显然属于想象界的东西，必须成为首要的运算对象。
阉割是符号性的功能，阉割的是想象的阳具。 是什么可以引发符号性的阉割呢？ 真实的父亲，意识到“父亲可能会死” 对于全能父亲的打破——认同符号性的阉割
——其次，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在挫折（frustration）中，总是牵涉到某种确实属于实在界（réel）的东西。
即便如此，支撑这种挫折的诉求（revendication），当然只能够借助想象来建立：它会想象“这个实在之物本该被给予我”，而这并非理所当然。
挫折，我记得《永夜微光》里这个称为“不求不满”，其实也挺贴切的。 这是想象中的缺失，而缺失的东西在实在界。
这个实在之物本该被给予我——这种想象不妨叫做幻想。
幻想中“应该会”，但是现实的重锤把这个幻想敲碎？那可不一定哦，主体有可能为了维持幻想愿意做各种事情。
比如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消费，没有道理的节省；义无反顾的付出，颐指气使的指责他人等等。
如果主体有这么一种幻想，并且为了维持这个幻想付出了很多，那么为什么主体需要维持这个幻想呢？ 这个幻想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想象中的欲求不满，欲望得不到满足，——这便是挫折。
——最后，剥夺（privation）显然只能位于符号界symbolique）之中。因为对于某个属于实在界（réel）的东西来说，它从不会“缺失”——实在的东西就是实在的。因此，这种“缺失”的引入必然来自别处，然而它却是绝对关键的：没有它，我们根本无法作为主体而存在于实在界中。换句话说，主体首先的特征就是：有某个东西是缺失的。
实在的剥夺，所缺失的是一个象征的客体。 也就是这个客体的“在和不在”。
上面这一套东西可以结合永夜微光的总结。虽然这个总结也不怎么样，像绕口令一样，但是放到这里相互参照倒是非常合适。
拉康以他在小汉斯案例的评论中所区分的三种欠缺模式—— 「欲求不满」(frustration)、「阉割」(castration)与「匮乏」(privation)——厘清「真实父亲」、「想象父亲」与「象征父亲」的不同角色。首先，匮乏是一种「真实的欠缺」，而「欲求不满」是一种「想象的欠缺」，涉及某种被欲望、却不可得的东西。最后，阉割则是「象征的欠缺」 ， 因为阉割始终与禁止乱伦的律法不可分。 相对于这三种欠缺的模式， 则可区分三种欠缺的客体。 真实的匮乏欠缺的是一个 「象征客体」， 亦即， 客体的在或不在。 想象的欲求不满所欠缺的是一个 「真实客体」 ， 如造成小孩欲求不满的始终是母亲的乳房。 至于象征的阉割所欠缺的就只是一个「想象客体」—— 具(S-IV:37-38)。 最后，导致这三种欠缺的介入者则分别是： 造成真实匮乏的是 「想象父亲」 ， 造成想像欲求不满的是「象征父亲」， 而造成象征阉割的则是「真实父亲」。
在“行动者（agents）”的层面上，我当时——虽已有所提示——却没有说得那么明确。 父亲，确切地说，实在的父亲（le père réel）……
所谓“实在的父亲乃是‘不可能’的”这种表述，其实正是为了遮蔽这一点：实在的父亲不过就是阉割的代理人（l’agent de la castration）。
“代理人（agent）”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乍一看，我们很容易滑入一种幻想：好像是父亲本人就是施行阉割的人。 但极为显著的是——在弗洛伊德所依托的所有神话形式中，没有任何一种真正提供过这样的观念。
是“父亲”隐喻了“阉割”这一符号，而不是你爸想把你的小菲勒斯割了。
在那个假设的“第一时刻”，儿子们仍然像动物一样，不能接近属于父亲的“女人群（troupeau des femmes）”，但这并不意味着——据我所知——他们就是被阉割的。
阉割作为一个陈述，作为某种“禁令”的表述，绝不可能从这个“第一时刻”来奠基；
它只能来自于“第二时刻”——也就是那个弑父的神话，原始部落之父被杀的神话。
第一时间，第二时间 这种说法是指“逻辑时间”。 可以看看失窃的信的研讨班里面也有讲。 能指的转喻本身需要在逻辑时间中进行。
而按照这个神话本身的说法，它并不是来自于别的，而是来自于一种“共同的约定”（commun accord）：
那奇特、奇特的initium（开端），我上一次已经指出过，它的性质是高度可疑的。
在这里，“行动（acte）”这一术语同样值得注意。顺便指出，如果说我曾在讨论《精神分析的行动》[L’acte psychanalytique, 1967-68]时所提出的，必须被认真对待，那就是说：
——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出现于一个空白的起点，而只能出自一个已经被能指的作用完全充盈、并已进入世界运作的语境中；
——在最初并不存在所谓的“行动”，尤其不存在可以被称作“弑杀”的行动。因此，这个神话在此不可能有别的意义，只能被我所归结为：一种“对不可能的表述”；
——任何行动都不可能发生在一个未被完全符号化的场域之外。换句话说，行动必然出自一个符号律法已经建立的场所。
“行动”这个词本身是符号化的。 xx作战行动，xx军事行动
行动意味着好像是有一个预期的目标和计划。而预期与计划这两者都离不开符号。 不然为什么不用另外一些词， 比如：行为，反应
除了那种与能指的联结及其效应相关的行动之外，不存在其他所谓的“行动”； 而这种行动必然包含着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它必然涉及“主体”的出现方式：任何能够作为主体被表述出来的东西，其存在本身都伴随着一种坠落（chute）； ——另一方面，它也必然涉及某种先于主体而存在的“立法功能”，即律法性的结构前提。
这是否意味着：实在的父亲（père réel）的功能，正是在“行动（acte）”的性质之中得以产生，因为他就是阉割（castration）的所在？
恰恰正是我所提出的“代理人（agent）”这一术语，使我们能够将这个问题暂时悬置起来。
弑父行动——阉割 父亲作为代理人，将”实在的，无法被符号捕捉的行为”，代理成“具备符号意义的行动”，而符号上的意义便是：阉割。
动词“agir”（行动）在语言中有着不止一种的回响：
——首先是与“演员”（acteur）的关联；
——也可以指“股东”（actionnaire）——为什么不呢？它和“行动”（action）同源，这说明所谓“行动”也许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还可以指“激进主义”（activisme）：因为“激进分子”（activiste）的特征，并不是把自己视为某种主动的主体，而更是作为某种东西的工具；
——再比如“阿克泰翁（Actéon）”——嗯？既然说到这儿了，这也是个好例子，只要我们能理解它在我《弗洛伊德的东西》（La chose freudienne）中的意义：
“或许是狄安娜……阿克泰翁因追逐女神而罪孽深重，
成为自己所追猎之影的猎物，
放任猎犬奔逐而不再加快你的步伐，
狄安娜终将认出这些猎犬的价值……”
——最后，它也意味着最简单的用法：人们日常所说的“我的代理人”（mon agent）。
所谓“我的代理人（mon agent）”，大家通常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付钱给他干这件事”，甚至都不必说成是“我补偿他因为无事可做”； ——“我尊重他”，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但这也只是假装从一种设定出发，好像他本来能够去做别的事情。
正是在这样的层次上，我们才应当理解： 实在的父亲（père réel）之所以被称为阉割的“代理者（agent）”。他承担的，正是“主人机构（agence-Maître）”的工作。
这么说起来，father从来都是主人的代理人了。 这么想想father还挺累的
我们对这些“代理者（agent）”的功能越来越熟悉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里，很清楚它所传递的是什么： 廉价的仿制品、广告、必须推销的东西…… 但我们也知道，正是靠着这些东西，社会才能运作到如今的程度——运作到这样一种状态：主人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在其所依托的社会中，得以充分展开，甚至达到极致。
这一下拉回到现代了，父亲会看广告，购买商品，干一份他的工作，在闲暇时间抽烟喝酒给抖音女主播刷礼物。—— 没错，主人的代理人就这样
这一点会引导我们继续展开…… 不过时间已晚，我不得不在此做一个小小的中断，我在此先提示各位，因为也许我们会在之后再回到这里。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有分量的，值得我花力气去加以阐明，并且我认为，努力去澄清它并非毫无意义。
既然我在“代理者（agent）”这一功能层面上做了一个特别的强调，那么有一天我必须向你们展示，引入“双重代理（agent double）”这一概念所能带来的全部展开。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双重代理”已是不容置疑、最为确定的一种迷惑与魅惑的对象。
还双重代理，双面间谍这是 agent除了代理还有探员的意思。 比如我喜欢的Agent Cooper，一个 FBI Agent。
1970年毕竟冷战时期，双面间谍这个符号就显得不那么陌生。那么父亲这个双面间谍一面服务于主人一面服务于谁？
那个重新来过的代理者（l’agent qui remet ça），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完成主人的小小交易——这原本是每个人的角色。
他认为，自己真正接触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指的是享乐（jouissance）的层面——完全与那张网的编织无关。
他心里想着：啊，我的天！在我这点小差事里，归根结底正是它保护了我。奇异的故事——而且它将引向极为遥远的地方！
真正的双重代理（agent double），是这样一种人：他认为，那些逃脱了网络编织的东西，也必须被纳入“编排（agencer）”。
因为如果那些东西是真的，那么这种编排本身也会随之变得真实。而与此同时，最初那个显然是虚假的编排——那个“廉价的假货（toc）”——也会因此而变得真实。
很可能，正是这一逻辑曾经引导过某个角色——他不知为何把自己摆在了“代理者”的位置上，成为主人话语的原型代理者（agent prototype de ce discours du Maître）。
他之所以如此自许，正是为了保有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的本质，早已被一位作家以预言式的言辞勾勒出来：
**“墙是好的（Les murs sont bons）。”**我在此直接点出这位作者的名字：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
或者说双向代理可能更好一点， 一面代理象征律法，一面将享乐纳入律法中编排。
最后，那位名叫佐尔格（Richard Sorge）的人——他的名字在德语里意味“忧虑（Sorge）”，几乎带着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意味——他设法混迹于纳粹的情报人员之中，成了一个双重代理者（agent double）。——但他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双重代理呢？
他是为“人民之父（Père des Peuples）”服务的。大家都清楚，这个称号暗指斯大林，而人们也都寄希望于他：正是他会让“真实”也被“妥善地编排（agencé）”。
归根结底，这是一种职能。 我之所以提到“人民之父（Père des peuples）”这个参照，绝非偶然，因为它与“作为阉割代理者的真实之父（père réel en tant qu’agent de la castration）”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
因为，那所谓的真实之父（père réel），显然在弗洛伊德的论述中，必然要——“必然要”：他别无选择，哪怕仅仅是因为他在谈论无意识——必然要从主人的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出发。 而由此出发，他所能做的，只能是不可能之事（l’impossible）。
不过，毕竟，这个真实之父（père réel）我们是知道的，的确，我们知道：
他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个层次。
首先，总的来说——大家都承认——他是那个工作的那个人，“为了养活他的小家庭”。
如果说在一个显然并不给他多大角色的社会里，他依然作为某种“代理者”存在，
那仍然可以说，他身上带有极为和善的一面：他工作，并且，他也很想要被爱。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些所谓神秘训诲（mystagogie）——
（指教父们给予新入教者的神学与象征解释，尤其是洗礼和圣餐的入门训导）——它们真正的寄寓之处，显然完全在别处，而并非在此。
在“真实之父（père réel）”的层面上，所谓“真实之父”不过是一个效应，一种语言性的建构。
正如弗洛伊德一再指出的那样：真实之父并没有其他的“真实”。
我这里不说“现实（réalité）”，因为“现实”是另一回事——正是我刚刚和大家谈到的那个问题。真实之父，仅仅是语言的一个效应。
我甚至立刻就可以，再稍微往前推进一点，提醒大家：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真实之父（père réel）”的概念是站不住脚的。
严格说来，唯一的真实之父，就是精子（spermatozoïde）。
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人会说：自己是某个特定精子的儿子（笑声）。
毫无疑问，在真实的爹这个问题上，拉康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说啥是啥吧。 这里稍微区分一下“现实”与“真实”就好了。
当然，自然也可能有人会提出反驳，说可以借助一些检查——
比如血型检测，或者我不知道，还有什么 Rh 因子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些都是近来的新玩意儿，完全与我们迄今所阐述的“父亲的功能”无关。
因此，如果说精神分析能够提出某种问题的话——我也感觉自己在触及一个危险的领域——
那就是：当一名女性怀孕时，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父亲”？
而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像阿兰达人（Aranda）部落那样（参见马塞尔·莫斯与埃米尔·涂尔干 1913 年关于澳大利亚中部阿兰达与洛里特加部落的研究）才会提出的。
危险的领域——果然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我们有时会有这样的怀疑： 为什么不能说，在一次精神分析中，分析师才是那个“真实之父”？ 即便他在“精子层面”上——我就用这个词（笑声）——完全一点也没有参与，但他却可能成为那个“真实之父”，因为病人最终成为母亲，正是和她与分析情境的关系有关。
这纯属傻逼发言在我看来，苏格拉底自比助产士，拉康你比苏格拉底还牛逼。
所以，人们要提出“父亲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是阿兰达人。
与此同时，我们立刻也会发现，这种问题并不必然要诉诸于我刚才所举的那个最尖锐、最炽热的分析案例，同样的问题其实都会出现，不是吗？
是的，完全有可能“给自己的丈夫生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却——即便自己并没有与那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仍然被当作是另一个人的孩子，正是那个自己曾希望他成为父亲的人。正因为如此，孩子还是诞生了。 你们看，这样的思路会把我们带到某种梦境之中，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这么讲只是为了把你们“唤醒”！
… … … … 虽然但是，你好意思说，我只能好意思把你放在 拉康阴阳怪气大赏里面了。
因为，如果我说…… 总之，弗洛伊德所构想的一切，并不完全是在神话层面，也不只是通过对病人梦境中死亡愿望的确认。 如果我说“那是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当然是因为看起来，分析师必须多少摆脱一下这种梦的层面。
分析师所面对的东西，在受到弗洛伊德引入的某种极具冲击力的东西所引导时， 他从中获得的结果，至今仍远没有被真正沉淀、提炼出来。
上周五，在我做“病人展示”时，我带来了一位先生……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称他为“病人”。
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结果就是——正如技术员告诉我的——他的脑电图总是处在一种临界状态：介于睡眠波动和清醒波动之间。因此，人们从来无法确定他什么时候会从一种状态切换到另一种状态，而他也就一直停留在这种边界状态中。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接近到那个点。但他们必须要看到的，例如，是这样的事实：父亲真实的这个位置……
这一点完全值得被记住——正如弗洛伊德所表述的那样，它是作为一种“不可能”而被界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使得——不是你，不是他，也不是我，总之是这一切——这个位置本身，被想象为一个“剥夺者（privateur）”。
想象为一个“剥夺者”
据说不久前，在某个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上，就有人——他显然已经彻底走向把精神分析变成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心理教育学”（psychopédie）——说过一句话： “对我们来说，阉割不过是一种幻想。”
不，不，阉割乃是真实的操作，它是由能指——无论是哪一个能指——在性关系中的介入所引入的。正是它规定了父亲作为那个我们已经称之为“不可能”的真实，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阉割可不是幻想，是实际发生的。 拉康总是喜欢抓心理学这种小辫子，倒是挺有意思的。 这方面还是要多学着点。
不可能的真实和 ◊有关系吗？ 继续往后面看看一下
而现在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阉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阉割并不是一种幻想。
由此当然得出的结果是：
——欲望没有别的原因，只有这项操作 [S ◊ a] 所“产出”的原因；
——而幻想主宰了欲望的全部现实，也就是说，主宰了“法”。
至于梦，人们现在都知道，它不过是“要求”，是游离的能指在坚持、在躁动、在反复跺脚，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
把“全能的父亲”设为欲望的起源，这一想法已经被充分地反驳了。它被反驳的方式就是：癔症者的欲望，正是弗洛伊德所提取出他的主人能指（S1）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弗洛伊德正是从这里出发的——也就是说，这一点始终停留在他问题的核心。他自己也承认过，而这份承认更加珍贵，因为它是被一头“母驴”收集并重复下来的——她重复时完全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是这个问题：“女人究竟想要什么？”
先回顾一下癔症话语 $ → S2 a ◊ S1
全能父亲并不是欲望的起点，欲望的起点是那个S1 女人要什么这个问题对于弗洛伊德（一个大爹，主人的代理人）来说是问题，“女人究竟想要什么？” 女人要的就是你问这句话
“一个女人”，但不是随便哪一个女人。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意味着她想要某样东西。
弗洛伊德并没有说：“女人想要什么？” 因为“女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必然会想要什么。
我不会说她能适应所有情况，她反而是被所有的“K”所困扰：Kinder（孩子）、Küche（厨房）、Kirche（教堂）。 不过还有别的K，比如Kulture（文化）、Kilowatt（千瓦，象征现代工业）、Kulbute（可能意指摇摆、动荡），再加上某人说过的《生的与熟的》（Cru et Cuit）……所有这些对她来说都无所谓，她同样能把它们吸收进去。
K夫人也是K…
然而，一旦你提出这个问题：“一个女人想要什么？”，你就已经把问题放置在欲望的层次上。 而众所周知，把女人的问题放在欲望的层次上，就是在质问癔症者。 很清楚，癔症者想要的——我这么说是为了那些没有“志向”的人（看来在座有不少）——她想要的就是一个主人。
这完全是清楚的，甚至到了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地步：难道主人的发明，不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吗？这将会优雅地闭合我们正在描绘的路径。她想要一个主人。那正是安置在右上角那个小角落里的东西——姑且这样称呼它吧。
右上角就是指癔症话语右上角的S1 癔症在到处找S1——主人能指 而对分析师来说：‘听说你在找主人能指，巧了不是’
她要的是另一个人成为主人，要他懂得许多事情，但又不能懂得太多——多到不会相信，她才是他全部知识的至高奖赏。换句话说，她要一个由她统治的主人：她掌权，而他并不真正支配。
这正是弗洛伊德起步的地方，而“她”就是癔症者。你们必须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并不必然限定于某个性别。 只要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某某想要什么？”——你就进入了欲望的功能领域，同时也召唤出了主人能指。
弗洛伊德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便是“癔症化”的入口
人并不是能指的父亲，充其量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成为父亲。在这个层面上并不存在什么问题。
真正的关键在于：享乐将主人能指——人们倾向于把它归属于父亲——与作为真理的知识分离开来。
这个断句好好理一下， 享乐 将主人能指（归属于父亲的能指）与作为真理的知识（S2）分离开。 作为真理的知识S2 ，作为主人能指的S1作为产物 享乐则是中间实在的不可能◊，这是分析师话语的关系。 a —> $ S2 ◊ S1 差不多是这样凑合看吧
而此处所要被组织起来的——我将在下次我们重聚时从这里重新展开——是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采用“A话语”的图式，即分析师的话语，那么享乐所迈出的那一步，正是落在这里 [◊]。
也就是说，在 [◊] 之处， — 连接着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主导能指 [S1]， — 以及作为真理而建立起来的知识 [S2] 所占据的领域。
能够真实地表述阉割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 即便对于孩子来说——不管人们怎么想——父亲就是那个对真理一无所知的人。
好家伙，这里作为“不可能的实在”，或者说作为缺口，突然开始连接上了。 这里如果仅仅考虑的是图示层面的连接，标示了父亲对真理的无知和阻断。 从符号上对S1的阉割，S1与S2的分裂是这样一种情况。 不过这种说法过于看图说话了。 从精神分析实践来说，恰恰应该更加主动的把S1和S2拉开不可能的距离。 仅仅只把S2当作真理，S1是这个话语最后的产物，在产物被逼问出来之前，分析师不知道这个S1是什么。 不要搞成先射箭后画靶，我觉得你是一个什么S1，然后如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