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康)所批判的那种“隐性的符号学”（sémiotique implicite），只是由于一时的困惑才使语言学得以成立。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必须重新建构符号学，而且仍然以这个名字来称呼，因为实际上我们要建立的，正是过去一直被推迟的一套。

如果说正如拉康所强调的——“能指代表一个主体”，而非一个所指；而且它是“为了另一个能指”，而非为了另一个主体，那么问题就来了：它如何会坠落到“符号（signe）”那里？在逻辑学的传统中，符号总是“代表某物，供某人使用”。

在传统符号学中：

• 符号总是指向某物（所指）；
• 并且为某个人（主体/使用者）所用。

而拉康指出：

• 能指并不代表所指，而是为了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 主体的位置并非由符号对应出来，而是在能指链的断裂与裂缝中浮现。

能指链：能指始终指向另一个能指（转喻的滑动），主体正是在这不断滑动与断裂之处被标记。

符号：一旦能指坠落为符号，它便停滞在“某物 —→ 某人”的逻辑里。印章、烙印就是典型例子，它们保证符号的背后有一个统一的主人。此时，分裂的主体被抹平，成为一个“使用符号的统一主体”。这正是传统符号学的危险所在。 如果此时你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的不妨想想剑风传奇里面的烙印。

这个烙印用来指代“某物”，用来给这个烙印背后的主人使用，除此之外作为烙印的它并不意味着其他什么。

奥德修斯的故事可为例证。当他登陆陌生海岸，看见冒烟，他推断这地方并非荒岛。但要说他必然推出“某个人”的存在，却并非理所当然，因为他正是那个在《奥德赛》中自称“无人”（希腊文 οὔτις, outis）的人。波吕斐摩斯呼救时喊出“无人伤害了我！”，结果无人理会，正是被这个“无人”所欺骗。拉康借此提醒我们：在符号的层面上，最容易落入的误区，就是以为符号背后必然站着某个人。

我们再回到能指，能指的转喻必然伴随着主体位置的生成；一旦能指坠落为符号，不再指向下一个能指，而是固定在某个所指之上，意义就陷入僵死。符号的意义被理解为“指向某物以供某人使用”，于是背后的主体从分裂的主体变成了统一的使用者。

这样的符号学导向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 每个“现象”都被看作“信号”；
• 信号背后必然有“发信者”；
• 信号所指必然有某物在场。

这个“发信者”便是无处不在的“他者”，全知全能，不厌其烦地为一切命名。 由此康德的物自体框架：

• 现象 = 可被经验的表象；
• 物自体= 现象背后的东西。

换句话说，将一切现象看作符号，并由此将其视为信号，就预设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某人”在不断向你发出讯息。

这种设定听上去近乎一种奇异的“妄想”，但在日常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姜文的某些电影解读里，道具或布景细节会被执拗地认作“暗示”，甚至角色进门时先迈左脚还是右脚也会被解读为导演的深意。这类解析往往自相矛盾，对电影的整体理解毫无益处，而唯独一件事是非常清晰的：导演被假设为无处不在的他者的位置，仿佛一切都出自他的刻意安排。

这种执拗的解读方式揭示出一个关键问题：一旦预设“符号无处不在”，就会制造出一个全知全能的他者，仿佛一切意义都由他支配。然而，能指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固定所指，而在于不断的转喻链条，主体也正是在链条的裂缝中被标记和分裂。传统符号学的幻象在于，将符号理解为单纯的指向工具，从而遮蔽了能指链的开放性与主体的分裂位置。于是，“符号无处不在”的迷思，只是倒退到统一主体和全知他者的幻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