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ÉCRITS》<失窃的信>的研讨班
作者 JACQUES LACAN
但我们自己是否也被这位业余侦探的派头所吸引了？他是某种新型虚张声势的武夫（matamore）的样子，却依然幸免于“当代英雄”的乏味。
这是个玩笑——不过这恰好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具有一种如此完美的逼真性，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真理正是在这里，通过虚构的编排而显现出来。
正是产生这种逼真性的原因，引导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首先，进入它的手法，我们确实看到一个新的戏剧——它可以说是对第一幕戏的补充。因为第一幕戏是所谓的“无声的戏剧”，而第二幕戏的趣味，则完全建立在言说的属性之上。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现实剧本”的两幕场景，分别是通过两个不同的对话来叙述给我们的。只要掌握我们在教学中强调的一些概念就会明白：这并不是单纯为了叙事上的便利或取悦，而是因为这两个对话本身，借助于对言语功效的相反运用，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另一出戏剧——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它不同于前者(第一幕戏)，因为它是建立在象征秩序中的。
第一个对话——警察局长与杜宾之间的对话——就像是一个聋子与一个能听见的人之间的对话。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通常被简化成“交流”这个概念，却反而导致最混乱的理解。
即便我们只保留这个对话作为一种“叙述的转述”，那么它的逼真性似乎只能依靠准确性来保证。但事实上，它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更富有成效：正是通过揭示它的运作方式，才能显示出其中的机制。关于这一点只要把注意力放在对第一幕的叙述，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因为，这一幕情节是透过双重、甚至三重的主观滤镜才传达到我们这里的：首先，是由杜宾的伙伴以及朋友进行叙述（我们以后称他为“故事的总叙述者”）；其次，是他转述警察局长对杜宾所讲的；而局长本身又是依据王后向他所作的报告。这样的多重转述，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安排。
确实，原始叙述者（王后）所处的极端处境，排除了她会篡改事件的可能。然而，如果以为警察局长在这里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局长自己有口皆碑的缺乏想象力，只是机械的替王后“传话”，那就错了。
信息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层层转述，正是为了让我们确认一个并非理所当然的事实：它(信息)确实属于语言的维度。
在座的人都知道我们对此的评论，尤其是我们借所谓“蜜蜂语言”作为用来衬托的反例来说明：对语言学家来说，那仅仅是对某个对象位置的一种简单指示，换句话说，这不过是一种比其他动物更复杂的想象界功能。
我们要强调，这种交流形式在人类那里并非完全不存在。只是对于人而言，作为自然所给予的对象，会因符号的使用而遭受分解，从而逐渐消散。
我们确实可以在人类这里找到一个对应：当两个人因为共同仇恨一个对象而产生的某种共融。但要注意，这种相遇只能建立在某个单一对象上，这个对象由某个存在的特征来界定，而这个存在正是他们二人共同拒绝排斥的。
然而，这样的交流并不能以象征形式来传递。它只能依靠与那个对象的关系来维系。因此，它可以把无数主体聚拢到同一个“理想”之中。而在这样一个被构成的群体内部，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交流，仍然不可避免地、并且始终只能通过某种难以言说的关系(非象征性的关系)来进行中介。
这次插曲并不仅仅是原则的重申，也不是仅仅回应那些指责我们无视“非言语交流”的批评者。而是通过界定话语所重复的内容的效果，为我们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作准备：症状究竟在重复什么？
因此，这种间接的转述澄清了语言的维度。作为“总叙述者”，即使他再次加以重述，他没有“假定性”的添加额外的东西。然而，在第二个对话中，他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此经历了一个转变：从准确性的领域转入了真理的层次。而真理的层次，我们斗胆认为，不必在此再加赘述，它完全属于另一个维度，严格说来，是主体间性的根基所在。它位于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主体除了把握到那构成“一个绝对的他者”(un Autre en absolu)的主观性之外，什么也无法把握。为了指明它的位置，我们只需提及一个对话，这个对话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一则犹太笑话，它以极度简化的方式展现了能指与言说的关系，并在一种近乎祈求的语气中达到顶点。
“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要去克拉科夫，好让我以为你要去伦贝格，而实际上你真的就是要去克拉科夫？”
同样的问题也会在我们心中浮现，因为一连串的难题、诡辩般的谜语、悖论，甚至是玩笑，这些东西作为杜宾方法的“引子”被呈现给我们。但如果不是由于它是以一位自居为弟子的人（叙述者）的密友式自白形式传递给我们，我们未必会在其中感受到某种特殊的效力。这就像遗嘱所具有的那种无可避免的威望一样。见证者的忠诚，就像一顶兜帽，遮蔽并麻痹了对见证本身的批判。
还有什么比“把牌翻过来摊在桌上”（即“摊牌”）的动作更有说服力呢？它的说服力大到让我们一度相信，魔术师真的如他所宣称的那样，揭示了他的把戏手法。而实际上，他不过是用一种更纯粹的形式再次变了一次同样的戏法。而正是这一刻，让我们体会到能指在主体中的至高地位。
杜宾的操作方式正是如此，他援引那个小天才的故事，这个孩子在单双游戏中总能骗过所有同伴。他的秘诀就在于对对手的认同。但我们已经指出过，这个方法本身并不能达到他心智构建(élaboration mentale)的首要层次，即所谓“主体间的交替（alternance intersubjective）”，因为他立刻就会在它的回返性所构成的障碍上碰壁。
然而，为了让我们眼花缭乱，仍然有人把这些名字抛到我们面前。诸如拉罗什富科、拉布吕耶尔、马基雅维利、康帕内拉的名字。然而与那个小孩的伎俩相比，他们的声誉看起来却显得微不足道。
接着，又抛出尚福尔 (Chamfort) 的一句名言：“几乎可以打赌，凡是被公众接受的观念、习俗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能被最多数的人所接受。””这句话必然会让所有自以为能逃脱其法则的人心满意足——但他们恰恰也正是那“最多数的人”。
杜宾指责法国人把“分析 (analyse)”一词用于代数，称之为“作弊”，这可不太可能伤到我们的自尊心，况且，这个词被“释放”出来而能有别的用途，正好也让精神分析师有机会主张它的用法。接着又抛出一些词源学评论，来取悦那些热爱拉丁文的人：比如提醒他们——却懒得多解释——“ambitus 并不等于 ‘抱负’，religio 并不等于 ‘宗教’，homines honesti 并不是 ‘诚实的人’。”在座谁不会乐于回忆起这些词在西塞罗或卢克莱修那里真正的含义呢？毫无疑问，坡自己是在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