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晚和诸位一起所做的事情，显然并不是，也不会是（就如同上一次也并不是那样）——显然并不是我今年所预定要作为我的研讨课“下一步”的内容。
这将会和上一次一样，是一次对谈。
众所周知——虽然仍有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我对那些向我请教的人，一再强调分析中的“预备面谈（entretiens préliminaires）”的重要性。
这当然在精神分析中具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功能。没有经过预备面谈，就不可能进入分析。
不过，在这些“预备面谈”与我今年要向诸位所讲的内容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相近之处。
只是有一点根本的不同：由于这一次是我在讲话，所以在这里处于“受分析者（analysant）”的位置的，是我自己。
至于我原本打算要对诸位说的……我本来可以选择许多其他的切入方式，但归根结底，我总是在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而对于今天这场对谈，恰好有一个契机——昨晚我校中一位成员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让我觉得正好可以借此来展开。
那是一位对自己在学派中的位置颇为认真、投入的人，他向我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当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能让我立刻进入主题的核心。众所周知，我很少会这样直接；我通常是小心翼翼地一步步靠近。他的问题是：
“对拉康的‘不理解’，是否是一种症状？”
因此，我逐字地重复这句话。对于这位在此场合下提问的人，我很容易原谅她在提问时使用了“我的名字”——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她当时正面对着我——而更恰当的表达，其实应该是说：“我的话语（mon discours）”。
你们看，我并没有回避，我仍然称它为“我的（mon）”。稍后我们会再看看，这个“我的”是否值得保留——无所谓。这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所指向的核心：
也就是说，对所关涉之物（ce dont il s’agit）的“不理解”，——无论你愿意怎么称呼它——是否是一种症状。
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并不认为那“不理解”是一个症状。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能说有某样东西——它与我的“话语（discours）”确实有某种关联，但又与之不完全重合，可以称之为“我的言说（parole）”——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在某种具体的层面上，你们在场的人数正是明证。
如果我的言说真是不可理解的，我实在看不出你们怎么还会成群结队地在这里。
尤其是——毕竟，你们当中的多数人，其实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的人。
而且，从我这里收到的一些“样本反馈”（échantillonnage）来看，确实有些人会这样表达：
他们并不总是理解得很好，或者至少，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理解……
我就以我最近收到的一个反馈为例——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当然各不相同——
那么，即便带着这种“好像没能跟上（ne pas y être）”的感觉，那人还是对我说：
尽管如此，这对她确实有所帮助，帮助她重新理清自己的想法，在若干方面使自己变得更为明朗，更能自我澄清。
至少就我的“言说（parole）”而言，——这当然需要与“话语（discours）”加以区分，我们待会儿会尝试说明它们的不同——我们不能说其中真正存在所谓的“不理解”。 我首先要强调，这种“言说”是一种“教学性的言说（parole d’enseignement）”。因此，在这里我将“教学（enseignement）”与“话语（discours）”区分开来。
当我曾经到哲学学会（Société de Philosophie）去发表一次我当时称之为“我的教学（mon enseignement）”的报告时，我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我说话的方式，就好像是在对一群“非常落后的人”讲话。当然，他们并不比你们更落后——只是我对于“哲学”这一领域的看法让我不得不如此。而且，我并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最近也在哲学学会（Société de Philosophie）发表过一次报告。之后他给我看了一篇他写的关于“数学基础”的文章，我便指出：那篇文章的水平，比他在哲学学会上所讲的内容要高出十倍、二十倍。
他对我说，我不必对此感到惊讶——看看他在那里所收到的那些回应就明白了。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我自己当年在同一个地方，也得到了同样类型的回应。这反倒让我感到安心：
毕竟，我在那里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正是你们如今可以在我的《Écrits（书写集）》中看到的那些——也正是在那样的“水平”上被我阐述出来的。
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所作的选择并不像我此刻所坚持的那样任意。 我之所以在这里坚持这一点，是基于某些记忆性的因素（éléments mémoriaux），这些因素与以下事实有关： 归根结底，如果在某个层面上，我的话语至今仍然被视为“未被理解”，那是因为——可以这么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在某个领域中是被“禁止的”。 不是被禁止“去听懂”——（这其实，如经验已证明，是许多人所能做到的）——而是被禁止“去听”。
有些“信息”，即便是被人说出来，也有可能被“禁止”听到。 有些“一目了然”的事实，即便摆在眼前，也可能被“禁止/拒绝”看到。
即便是日常生活，这些事情也不并不少见。比如手里拿着手里一边接电话一边到处找手机。 不过有趣的事，这种情况常常在小说中也经常被作为某种戏剧性的反转。 这能否说明戏剧性的反转在日常中随处可见呢？ 反转之所以有戏剧性，是因为戏剧——这一形式。 如何戏剧可以说是对日常生活的拟真的话，契诃夫的戏剧则是对这一定义绝妙的注解。
《海鸥》里的特里哥林是一位青年作家，是一个女人所爱的人——忽然他应该穿破鞋和花格子裤子！我是穿了最典雅的服装演这角色的——白裤、白背心、白帽、白便鞋和一副漂亮的打扮。一年多过去了。我又演《海鸥》中的特里哥林一角——在某一场演出中，我忽然明白了契诃夫所说的话的意思。“当然，鞋子必须是破的，裤子必须是花格子的，特里哥林一定不能是漂亮的。”这角色的讽刺性就在这里：一个男人应该是一个作家，写动人而伤感的小说，这一层对一个年轻而涉世未深的女子来说是重要的，尼娜·扎莱契娜娅一流的女子便会一个个地跑来，搂住他的脖子，毫不注意他是无才的、不漂亮的，是穿花格子裤和破鞋的。只在以后，当女孩子们和这些“海鸥”所闹的恋爱事件过去了，她们才开始明白这是孩子气的想象，这种想象在她们的头脑里把一个简单的庸才变成了大天才。契诃夫这个简洁、丰富、深邃的指示又一次启发了我。这在契诃夫是很典型，很有特征的。 ——《我的艺术生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正是这一点——这层“被禁止”——使我们得以将这种“不理解”与其他许多类型的不理解区分开来：
在这里，确实存在一种“禁令（interdit）”。而且，说实话，这种禁令恰恰来自一个“精神分析机构”，这无疑是“有意义的（significatif）”。
——“有意义”是什么意思？
我可完全没说“能指（signifiant）”。“能指–所指（signifiant–signifié）”之间的关系，与“意义（signification）”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所谓“意义”，那是“做出一个标识（faire signe）”的东西；而“信号（signe）”与“能指（signifiant）”毫无关系。
一个“信号（signe）”是什么呢……
我在那本《Scilicet》的最新一期里某个角落里已经谈过这点。
——无论人们怎么想，一个标识，总是一个主体的信号（signe d’un sujet）。
它指向什么？这一点我也同样在那期《Scilicet》里写过。
我现在不打算详细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禁令的标识（signe d’interdiction）”确实来自一些真正的“主体”，从各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主体”，至少是那些“服从的主体（sujets qui obéissent）”。而这样一个来自“精神分析机构”的符号，恰好促使我们迈出“下一步（le pas suivant）”。
当我说这种观点“已被普遍接受”时，我的意思是——它已经超出了精神分析本身，也超出了精神分析的实际行动（acte psychanalytique）。
在某种意识之中……有某种东西形成了“公众意识（conscience commune）”的方式……
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
人们已经习惯这样说、甚至听到别人这样说：“去做做精神分析吧（Va te faire psychanalyser）。”——什么时候会这么说呢？
当那个人认为你的行为、你的言语——正如拉帕利斯先生（M. de Lapalisse）所说——是“症状（symptôme）”的时候。
我想请各位注意，尽管如此，在这个层面上、通过这样的路径来看，“症状（symptôme）”其实带有“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的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令人遗憾的是——“公众意识”中流传的这种观念，反而比许多精神分析家所能达到的理解更加准确。可以说，真正明白“症状”与“真理价值”之间等价关系的分析家，实在太少了。
这确实相当有趣——而且，从历史上看也有一个对应的事实： 这表明，“症状（symptôme）”一词所具有的这个意义，其实早在精神分析出现之前就已经被发现、被提出了。 正如我常常强调的那样，严格地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所迈出的一个根本性步骤——正是这种“等价（équivalence）”的建立。
“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 要把“症状”翻译为一种“真理之值”，我们必须再次切身体会到——这在分析师那里所预设的“知识（savoir）”是什么，也就是说，分析师必须在“自己有所知（à son su）”的层面上进行阐释（interpréter）。
这里让我插一句，仅仅是顺带提及……这并不完全在我此刻试图让你们跟随的论述主线之中……
但我必须指出——我仍要明确地指出——这种“知识（savoir）”，如果可以这样说，在分析师那里，是被预设的（présupposé）。
我所强调的“被预设为知道的主体（sujet supposé savoir）”——作为转移现象的基础——我一直指出，它丝毫不意味着： 受分析者（analysant）会确定地认为他的分析师真的懂得很多，远非如此。相反，这完全可以与另一种情形并存： 即在受分析者看来，分析师的知识其实非常可疑。事实上，我们必须补充一句：这种情况常常确有其因，极为客观。——说白了，分析师们总体而言，并不总是像他们应该的那样“有知识”；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什么都不干（ils ne foutent pas grand-chose）。
这丝毫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知识（savoir）”对分析师的功能而言是被预设的（présupposé），而转移（transfert）现象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之上。
——括号到此为止。现在，我们回到“症状（symptôme）”以及它被译作“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这一命题。症状就是“真理之值”；不过，请注意——反过来却不成立：真理之值并不是症状。
分析师的无知不是对来访者展示出的无知，而是相对大他者的位置展示出的无知。 由此借用分析师展示出的“无知的负债”向来访者收入“象征性的费用”。 在象征的“银行”中干融资放贷的。
症状被符号成“值”——即真理之值——真值。
有必要在此强调：我并不认为‘真理’的功能是可以被孤立出来的。
它的功能——尤其是在它所处的位置，也就是在“言说（parole）”之中——是相对的（relative）。
它并不能与言说的其他功能分割开来。这正是我必须再次强调的理由：
即便把“真理”简化为一种“值（valeur）”，它也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症状（symptôme）”混为一谈。
症状可以变成一种“值”，真理不能离开言说，而症状则不一样。
我的教学最初的那些年，正是围绕着“什么是症状（symptôme）”这个问题展开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分析家们的认识曾经一片混沌。也许，这多少要归功于我的教学，使得这种混乱如今不再那么容易扩散。那时，“症状”在他们的口中，被表述成——我要特别说明——在分析家的话语中，是一种对所谓“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的拒绝。
value / valeur 价值，数值 ——>值——>值得 负债——>债——>亏欠
数字总是容易和价值有关，但是价值不一定和数字有关。
这与我刚才强调过的那种单向等价——即“症状（symptôme）”与“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之间的关系——毫无关联。这里被引入的，是另一层次的东西。我姑且称之为……
——就这样称吧，毕竟我们此刻只是彼此之间的对谈（entretien），
我也已经说过，这种场合不必拘泥形式，我不打算计较我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些词，是否早已在当下最前沿的哲学领域中被用得滥熟——我称之为：“一个存在者的存在（l’être d’un étant）”被引入了场中。
我之所以说“存在（l’être）”……是因为在我看来——我说“存在”，是因为这里所关涉的，是“说话的存在（l’être parlant）”。而且我还要说——这一点并非今日才变得清晰,哲学在许多问题上不过是在原地打转。
正是因为其“说话（être parlant）”，——请原谅我这里第一个“存在（être）”的用法——他才“来到存在之中”，或者说，至少对‘存在’有所感受。当然，他其实并没有真正“来到”那里，他是“错过的（il rate）”。但这忽然被开启的“存在（être）”这一维度，我们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在哲学家的体系之中，它确曾起到支撑的作用。
我们最好不要讥讽这一点，因为如果“存在”的维度曾支撑着哲学家的体系，那是因为他们所倚仗之物，恰是人们普遍据以成体系的那个东西
而在分析家们动辄援引‘抵抗’这一指称，说的就是这回事——而我在教学的某个阶段曾明确起而反对，其痕迹在《书写集》中随处可见：我质问他们，当他们在这种情境里搬出这套说辞时，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当他们在这种情境中引入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引入了可以被称为这样的东西：
那个所谓的“存在”——那个他们时不时称之为“人（l’homme）”的所谓——“神圣存在者”（sacré étant）。当然，这么叫也不算全错；不过，自从我对此提出保留意见之后，这种叫法已渐见收敛。
……这种“存在”，在“真理”这一方面，并没有任何特别的“趋向（tropisme）”。我不再多说。
这里拉康在批评分析家动辄搬出“抵抗”，或者“阻抗”当挡箭牌，并且把一个被称为“人/主体”的抽象物位格化成“神圣存在者（sacré étant）”。这样做有两重后果： 责任滑移：把技术与话语层面的困难推给一个虚构的“存在者本性”。 实在化：把方法论概念变成会意欲、会对抗的实体，理论就僵死。
我并不是要在这些不同的“做法（procédés）”之间标举偏好，尤其不是，因为我真正想让你们听见的，是这样的：
存在一种不同于通常 归之于历史的辩证法（dialectique）。在以下几个问题之间：
——“精神分析中的不理解，是一种症状吗？”
——“对拉康的这种不理解，是一种症状吗？”
我想在它们之间加入第三个问题：
——“数学的不理解（l’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
这是可以明确指称的东西——这可以明确指认；确有一些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因为这只在年轻人那里才有意义）——这是一种症状吗？”
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去关注那些表现出“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主体——这种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相当普遍——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sentiment）……
——我在这里沿用“感受/感觉”这个词，正如刚才谈“抵抗（résistance）”时的用法——我们会觉得，在那些陷于数学不理解的主体身上，这种“不理解”似乎源自某种不满足（insatisfaction）、一种错位décalage），一种在他们处理“真理之值（valeur de vérité）”的过程中，出现某种困难/阻滞。
那些陷入“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主体，
他们对“真理”的期待超过了那种被还原为——至少在数学的初始阶段——所谓“演绎性的数值（valeurs déductives）”的真理形式。
在他们看来，那些被称为“论证（démonstratives）”的推理结构，似乎总是缺少了某种东西——恰恰是在一种“真理要求（exigence de vérité）”的层面上。
对于数学逻辑所提供的“形式”真理的不满足。进而渴望某种“意义”、“情感”、“价值”。 忍不住吐槽一下“价值”与“数值”虽然都是值，但是在真理的问题上差的很远。
这种“二值性（bivalence）”——真或假（vrai ou faux）——的确会使他们陷入困惑，而且我们得承认，这并非毫无道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真理与我们在此场合中所称的“数字（chiffre）”之间，存在一种距离。
“数字”，并非别的，它不过是“书写（écrit）”——是“其值的书写记号（l’écrit de sa valeur）”。
数字是数值的书写记号。 对数字的不理解，认为这个书写记号背后有着超过其书写标定数值之外的意义。——或者说是“价值”。 这就容易产生某种误解。 转账520，1314，8888.
无论这种“二值性（bivalence）”以“0与1”表示，还是以“V与F”（即真与假，vrai/faux）表示，结果其实是相同的。结果之所以相同，是因为在某些主体那里，有一种东西被要求，或至少似乎是被要求的，而你们刚才应该已经看到、或听出——我谈论的并不是某种内容（contenu）上的东西。
凭什么要用“内容（contenu）”这个词来称呼它呢？
——既然在我们无法说明“它所指的是什么”之前，“内容”这个词根本没有意义。真理没有“内容”；
当我们说“某个真理是一（une）”时，它要么就是“真理”，要么就是“拟真（semblant）”。这种区分，与“真与假（vrai / faux）”的对立毫无关系。
因为如果它是“拟真”，那它恰恰是“真理的拟真（semblant de vérité）”。
而“数学的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在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
——究竟“真理”与“拟真”是不是（请允许我这么说，改日我会在更严谨的语境中再论）——其实是一回事（tout un）。
掩饰，就是假装没有自己拥有的东西。拟真就是假装拥有自己没有的东西。 一个求助于在场，求助于缺席。但事情更加复杂，因为拟真不是假装：“一个假装生病的人只是简单的躺在床上并使人相信他病了就可以了。而一个拟真生病的人则要在自己身上引起一些症状。” ——《拟像与拟真》
我应该有一些症状，于是在自己身在引起一些“可以被称得上是症状的东西”。 癔症既依赖阉割来构成自身的缺失，又拒绝让这一缺失被大他者的要求所夺取。
我应该没有“不上进”，于是我只要假装是别人相信自己没有“不上进”就可以了。
假装自己没有“被阉割”。——>拟像？
拟真——>自己成为“被阉割的菲勒斯”
如果掩饰是拟像，或者说图像/想象层面。那么能否说，想象是在以“假装没有”起作用的。 而拟真——>是在以“假装有”来起作用的。
拟真毫无疑问是一个“数学式”的方向。——或者用一个更数学式的方法来翻译这个词的话就是——仿真。 牛顿的力学公式，万有引力公式不正是对宏观物理的（仿真/拟真）吗？ 即便“真”并不存在，但是“假装有”，并且试图将其符号化。 ——抛开“真实”不谈，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无论如何，就这一点而言，绝不是数学在逻辑学意义上的建构（l’élaboration logicienne）会对此提出反对。
因为，只要你随便翻开伯特兰·罗素（M. Bertrand Russell）的著作，你就会看到他亲口明确说过：
“数学——非常确切地说——所处理的，正是那些无法断言其真伪，甚至无法断言其是否有任何意义的命题。”
参见罗素〈神秘主义与逻辑〉之法译通行表述：“数学可以被界定为：在其中我们从不知自己在谈什么，也不知我们所说的是否为真。”
这确实是一种稍显极端的说法——也就是说，罗素所倾注全部心力、以极端严谨的形式化所建立的数学推演体系，确实指向的是某种与真理截然不同的东西。
然而，它同时也有一个面向，与“真理”并非毫无关联。——若非如此，又何必要如此用力地将它与真理划清界限呢！
可以肯定的是——逻辑并不等同于数学本身；逻辑恰恰在“真理”的视域下，致力于为数学的论证结构（articulation）提供正当化。
而这种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确立起来的逻辑，便是命题逻辑（logique propositionnelle）。至少我们可以说，有一点显得相当奇特：
在这种逻辑中，“真理”被设定为一种“值（valeur）”，——一种用以标记某个命题的“指称值（dénotation）”——然而，同样在这一逻辑中，又设定：一个命题若为真，则它所蕴含（implication）的命题也必为真。换句话说：
**命题之间的“蕴涵”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奇异的谱系（étrange généalogie）——**其中“真理”一旦被确立，便永远不能——无论通过任何它所蕴含的东西——回到“虚假（faux）”之中。
很显然，尽管“一个虚假的命题能够生成一个真实命题”的几率极其微小——（不过，这种情况倒是被逻辑系统完全接受的！） ——那么，照理说，既然在这个被称为“单向的、不可回返的演进（aller sans retour）”的体系中，我们早已沿着这条路径前行了这么久，那现在的世界里，理应只剩下真实的命题才对！
事实上，这确实是件奇特的事——
甚至可以说，是一件令人惊异、几乎无法忍受的事——
只有因为数学的存在，而且是数学独立于逻辑的存在，这样的命题才能哪怕片刻地成立。这里无疑有某种混乱（embrouille）。
正是这种混乱，使得数学家们自己在这一点上也难以安心，以至于一切促使逻辑学去探究数学基础的问题，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其实都源于同一种感觉：
那就是——“非矛盾性（non-contradiction）”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奠定真理。
这并不是说“非矛盾”不值得追求，相反，它确实是可欲的，甚至是应当被要求的（exigible）。
但若说它就足以作为真理的根基——那当然是绝不可能的。
不过，今晚我们暂且不必在这一点上再推进下去，
毕竟这只是一场导论性质的对谈（entretien introductif），
而我今年所要带领大家走的道路，
正是围绕这一“操作/处理（maniement）”——即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围绕“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这场混乱（embrouille），正好能够引导我们走向这样一个观念：
在此，所谓的“症状（symptôme）”——也就是“数学的不理解”——归根结底，乃是由一种对真理本身的爱（l’amour de la vérité pour elle-même）所制约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对真理本身的爱，而不是欲望——我想这么说。 “爱”是带着一层滤镜的。 最近重新开始拍照的兴趣，“滤镜”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照片拍完套滤镜，好像是一种“数码时代”的说法。摄影中常见的滤镜可能也就是UV，ND，柔光镜等。 其中柔光镜就已经是通过影响外部光路对最终的照片产生特效。
通过PS或者LR等软件肯定可以达到类似或者相同的效果。这背后涉及到某些函数的计算对图片数据的处理。
这些“数码滤镜”函数解释了某种真相，那么柔光镜本身是否是这一种函数的物质化。
这与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拒绝（refus）”完全是另一回事，甚至在某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它的反面：在这里，人似乎成功地彻底掩盖（escamoter）了那种**拒绝（refus）**的悲剧性（pathétique）。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尤其当我们看到某种数学的呈现方式时——这种方式，虽然意在展示那种所谓“逻辑上的努力（effort dit logicien）”，但仍以一种通俗、可操作（maniable）、日常的形式来呈现，没有真正的逻辑导入，而是以一种“简单”“初等”的方式展开，其中所谓的“自明性（évidence）”，让人得以跳过许多关键的步骤（escamoter beaucoup de pas）。
于是一系列复杂的函数就变成“套滤镜”。
这件事相当耐人寻味……在年轻人中出现“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的地方，无疑正是由于他们在“被言说之物的真实性（le véridique de ce qui est articulé）”上感受到了一种空洞（vide senti），这种空洞感促成了“不理解”的现象。
因此，我们绝不能误以为——数学是某种彻底成功地排空了与真理及其悲剧性（pathétique）关系的东西。事实远非如此：
数学并不只是“初等数学”而已，我们也都足够了解历史，知道——在微积分（calcul infinitésimal）概念和函数被“思出（ex-cogitation）”之初，那曾带来了何等的艰辛与痛苦。——至少就说到这里，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乃至——在更晚的时期——对这些相同的术语与方法，进行了规范化（régularisation）、确立化（entérinement）与逻辑化（logification）的处理； 并且，还引入了一个数量不断增多、结构越来越复杂的概念体系，在此层面上，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数学式（mathème）。
必须明确的是：
这些所谓的“数学式”，丝毫不包含任何逆向的谱系（généalogie rétrograde），也不存在任何可以被称为“历史性（historique）”的展开方式。古希腊数学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即便在他们曾有机会——
通过所谓“穷竭法（procédés dits d’exhaustion）”——接近后来在微积分（calcul infinitésimal）中得以实现的东西时，他们依然未能跨出那一步。他们没有越过那个界限。
数学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从无到有。可以回溯谱系。 并不是历史谱系意义上的通过经验的演化，而是结构跃迁的结果。
并且，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轻而易举地——从微积分（calcul infinitésimal）出发，或者更准确地说，从它被彻底形式化的完成形态（réduction parfaite）出发——去重新定位、重新分类——当然，这只能是事后（après coup）——既包括古希腊数学的证明方法，也包括那些当时就已注定、而如今我们能清楚识别的思维死胡同（impasses）；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说“数学式（mathème）”完全脱离了“真理的要求（exigence véridique）”，——那是绝对错误的。
这些思维死胡同不正是古希腊人对“数学”的不理解吗？ 也就是说，拉康这里想说 数学的跃迁式的发展使得过往古希腊数学的证明方法好像是陷入“某种思维的死胡同”，而对“真理”视而不见。
如果这里还不太明白，下面这些词能否协助你找找感觉。 “注意到”，“易得”，“可证”
确实，每一次历史性的“突现（surgissement）”，都发生在无数的言说的辩论（débats de paroles）之中。
如果我之前隐含地提到了莱布尼茨（Leibniz）与牛顿（Newton）， 那还必须包括那些在他们之前、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大胆姿态，在某种偶然的相遇或冒险中，——人们不妨用“壮举（tour de force）”或“机缘（coup de chance）”来形容——完成开创性探索的人，比如说：艾萨克·巴罗（Isaac Barrow）就是其中之一。
Isaac Barrow（艾萨克·巴罗）：牛顿的老师、前辈数学家，其几何推导方法为微积分奠定了重要基础。
拉康举他为例，是为了说明这种“出现”并非孤立的天才创造，而是在话语的历史网络中积聚的偶然爆发。
而这一切，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又一次重演，那就是——康托尔的闯入（effraction cantorienne）。毫无疑问，这并未削弱我刚才所称的那种悲剧性维度（dimension du pathétique）；
相反，在康托尔身上，这种悲剧甚至达到了疯狂（folie）的程度。
我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他的疯狂归结为职业上的挫败、学界的反对，或那些当时大学统治者对他的侮辱。——我们并不习惯把“疯狂”解释为源自“客观迫害”的动机。
由此可见，一切迹象都在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数学式（mathème）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因此，所谓的“数学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 mathématique）”，必然不同于我之前所称的那种“要求（exigence）”，——那种似乎源自某种形式的空洞（vide formel）的要求。
恰恰相反，从数学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并不能确定——这“数学的不理解”是否正是源于数学式（mathème）——即便是最初级的那一种——与某个真理维度（dimension de vérité）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或许正是因为数学式与真理之间存在某种隐秘的关系，“不理解”才由此而生。
或者说，不理解是由于“数学式”之外的遮蔽造成的。
对于数学的理解方式好像总是被某些东西遮蔽，以至于“无法看见”。
“仿真”之余“真”，总归是“仿”。症状是真理之值，引入“症状”，症状之“真”，被符号化，或者说“仿真”/“拟真”为真理之值。
而仿真而成的“数学式”是否就成了“真”的遮蔽。 仿真促成了“不理解”？——理解遮蔽了“不理解”。
而时刻保持着“不理解”的姿态，则是精神分析所应该处于的姿态。
也许，最敏感的人，反而是最无法理解的那些人。我们对此早已有某种迹象，某种概念，可以从留存下来的、或我们所能推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dialogues socratiques）中看到。
毕竟，对某些人来说，当他们真正与“真理（vérité）”相遇时，这种相遇所起的作用，正如古希腊人借用过的那个隐喻——就像被电鳗（torpille）触碰一样：那种相遇会让他们麻痹（engourdir）。
“真理的电击让理解麻痹。”
最敏感的人之所以“不理解”，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那“触电的真理”。
真理的作用，不是让人明白，而是让人——暂时失语。
我想请诸位注意，这个隐喻所依据的观念——我指的是隐喻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引入”（apport）——虽然混乱、模糊，但这正是隐喻的用途所在：
它能使一种意义涌现出来，这种意义远远超出了语言所能直接表达的手段。电鳗（torpille）与那触碰它的人——那被电击得当场僵直的人—— 所呈现的，显然是……（当然，当古人创造这个隐喻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 ——那其实正是两个不协调的场（champs non accordés）相遇的事件。而这里的“场（champ）”，应当按其物理学意义——电磁场（champ magnétique）来理解。
我还要请各位注意：我们刚才所触及的一切，最终都指向这个词——“场（champ）”。这正是我在那篇题为《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Fonction et champ de la parole et du langage）中使用过的那个词。……而这个“场”，是由我前几天——以一个口误（lapsus）——说出的那个词所构成的：
即“lalangue”（拉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若我们把“不理解（incompréhension）”本身视为理解这一“场”的关键，那么我们就能由此彻底排除一切心理学式的解释。
此处我们所说的“场（champs）”是由真实界（Réel）构成的，像电鳗本身、以及那位无辜者——他伸出的、恰好触到了电鳗的手指——一样真实。 至于数学式（mathème），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经由符号界（Symbolique）的路径去接近它，它就不关乎真实界（Réel）了。
精神分析所涉之真理，乃是借由语言——我指的是言说（parole）的功能——去靠近的某种东西；但这种靠近并非“认识（connaissance）”，我宁愿称之为某种“感应（induction）”式的靠近。 这里的“感应”，正如这一术语在“场（champ）的建构”中的意义那样。
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对某个完全属于真实界的东西的“感应”，尽管我们只能以“能指（signifiant）”的方式来谈论它。我的意思是：它们除了作为能指而存在之外，并无其他存在。
复习一下楞次定律，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
线圈穿过磁场边界时，随着线圈穿过磁场位置的变化，线圈为了抵御磁通量变化而产生电流。 等等，我在描述什么？一个线圈？ 线圈“为了抵御磁通量的变化”，这句话好像已经无意中将线圈描述成一个主体了。
“为了抵御磁通量的变化”，这像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 但在物理世界中，这是无关意识，无关控制，随即产生的一种现象。
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只能通过能指去描述谈论它。 当这些产生的电流转移到某个人身上的时候，主体所经历的便是从实在到符号的冲击。 在中文语境中，触电可以被形容成“被电打了一下”。
电不会“打”人，线圈不会“抵御磁通量”。但是一旦这些从实在而来的“信号”，或者说“电信号”打到主体，则难免进入符号。 事实上，人类身体也遍布各种电信号。不论是身体中的电信号还是线圈的感应电流还是电鳗的放电。 通过言说在场中的移动：像线圈在磁场中的出发感应电流。 使用符号去接近真实，，借助言说去逼近某个“场”。——感应电流便是这个完全属于实在界的感应式的产物。我们只能用能指的方式谈论这种“击打到主体的电流”。除了作为能指之外，它什么也不是。
我在说什么？嗯，无非就是日常语言里所谓的“男人与女人”。对于这些作为其本身的“男人与女人”，我们对其真实的东西一无所知——谈的正是这个：
——不是关于“公狗与母狗”；
——而是关于作为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而分属各个性别者，他们究竟在“真实层面上”是什么。
这里头没有半点心理学的影子。“男人与女人”是真实的，但就他们而言，我们在语言中无法表述出哪怕一丁点儿与这个真实有关的东西。如果精神分析不教给我们这一点，那它还说什么呢？
——因为它不过是在不断反复絮叨（ressasser）而已！这就是我所陈述的，当我说：
对于会说话的存在者（êtres qui parlent），并不存在“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
我并不是要在这层关联（corrélation）里把首要性（primauté）赋予任何一方：
——我并没有说：
因为没有“性关系（rapport sexuel）”，所以才有“言说（parole）”；那完全荒谬。
——我也没有说：因为有了“言说”，所以才没有‘性关系’。
因为所以这里就涉及到因果和时间，言说如同一个线圈进入到一个磁场的时候。
是磁场对线圈起作用，使其产生电流？ 还是线圈为了抵抗磁场造成的磁通量变化而产生电流抵消磁场作用？ 一旦开始言说，就容易进入到某个因果，先后关系，以及时间上。 甚至数学公式中的等于号，固然表达的意义为等于号左边等价于右边，可能也倾向为左边为“因”，右边为“果”。
但“实在”中却没有这种因果，与时间的观念。 线圈进入磁场，磁通量变化因此电流产生。线圈有电流产生，因此磁场发生了变化。 没有什么是“首要”的，如同没有什么是次要的一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讨论的是实在。
而无意识如同一种语言一样被结构。——也就是说，无意识中绝对不是如同实在一样不可理解无法解读。而是如同语言一样，有起因，有节点，有结果，起承转合。
再说会到“言说”与“性关系”的问题上。 这里更直接的理解路径可以指向大他者的无能。
言说必然失败——“性关系”的言说必然是失败的。
不过，“没有性关系”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言说（parole）恰恰在这样一个层面上运作——这个层面，正是经由精神分析的话语（discours psychanalytique）所发现的， 它规定（specifie）了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
也就是说，在一切把“性（sexe）”——就在其自身的层面上——制作成“拟真（semblant）”的东西中，这种重要性与优势地位（importance / prééminence）占了上风。 于是便有了所谓“爷们（bonshommes）”“娘们（bonnes femmes）”之类的貌似
（战后常这么说）——人们当时就这样称呼：“娘—们（bonnes-femmes）”。我不会那么说，因为我不是存在主义者。
无论如何，就“构成”（constitution）而言，既然我们先前所谈的那个“存在者（étant）”——这个存在者会说话，那么有一个关键点唯有自“言说（parole）”而来； 而这个关键点，在此必须与性关系（rapport sexuel）严格区分： 它被称为享乐（jouissance），亦即所谓的性享乐；正是它唯一地决定了我所说的这个存在者在其所欲获得之物上，也就是：交配（accouplement）。
精神分析让我们直面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枢纽性的点，名为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
而且——仅仅是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所收集到的言说材料，才使我们得以断言：
这种性享乐只有在要求遇上这样一个东西时，——它只在语言（langue）的维度上存在，名为阉割（castration）——才能在一种稍可持续、甚至仅仅转瞬即逝的交配（accouplement）中得以被表述（s’articuler）。
指出无论短暂或相对持续，交配仅有行为并不足以使享乐获得结构化 。
只有经过了语言，性才能被“享乐”。
海难过后男人与女电影明星的笑话还记得吗？ 如果不经过语言，说出来遍说不上是享乐。而对于那个男人来说，这个对象是他的好朋友。——而这个好朋友又被女演员扮演。
说一个粗鄙的农民遭遇海难，醒来发现自己与辛迪克劳馥同困孤岛，克劳馥跟他上了床，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简直太棒了，但他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请克劳馥装扮成他最好的朋友的样子。当克劳馥照他的要求穿上裤子，画上胡须的时候，他走过来拍了她肩膀一下，说，“你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我跟辛迪克劳馥上床啦！”
这里的性享乐与做爱完全没有关系。而在于男人发起的另外一个邀请——让这个女明星画上胡子穿上裤子扮演成自己朋友的样子。他走过来拍了她肩膀一下，说，“你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我跟辛迪克劳馥上床啦！”
——如果你认为这个女明星没有享乐可就大错特错了。
那被称为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的核心的晦暗（opacité du noyau）……
而且请注意：将它在那一需要探索的谱系中、即在所谓阉割（castration）这一谱系里予以衔接（articulation），这件事只是在精神分析话语（discours psychanalytique）这一历史上较晚近的兴起之后才出现的；
——由此看来，我以为这正值得我们去为其制定“数学式（mathème）”：
也就是说，使某些东西得以用一种不是被动承受（subi）的方式得以论证，而不再只是那种羞耻的秘密中被迫承受；
即便精神分析已将它公之于众（publié），它仍旧羞耻如故、无路可出（dépourvu d’issue）。要点在于：整个享乐的维度——也就是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与其身体（corps）之间的关系；因为对“享乐”并无别的可能的定义——似乎无人真正意识到：问题恰恰就在这个层面。
在动物物种中，究竟是谁、又是如何从自身的身体中获得享乐（jouir de son corps）的？ 我们当然在与我们近亲的黑猩猩那里见到过一些迹象： 它们彼此清理寄生虫（se déparasiter），而且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avec tous les signes du plus vif intérêt）。然后呢（Et après）？
为什么在说话之在（être parlant）那里，所谓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与其关系会显得如此更为繁复精细（élaboré）？
其根据在于精神分析的这一项发现：性享乐的出现早于与其同名的那种成熟（maturité）。
与其同名的那种成熟——也就是性成熟。 性享乐早于性成熟，这是什么秘密吗？ 另外一方面来说，性成熟与成年同样也是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情。
这就似乎足以把那一整组——无疑范围不大，却并非缺乏多样性——被称作“倒错（perverses）”的诸种享乐，一概归入“幼稚（infantile）”之列。
而且，这一点与一个奇特的谜题密切相关：即对那看似直接关联于所谓“性享乐所意指要达成之操作（opération）”的东西，人却无从据此而行；换言之，人绝无可能
踏入这条由言说（parole）所把持路径的道路，除非它在其中以“阉割（castration）”的方式被组织和阐释（s’articuler）。
la voie dont la parole tient les chemins（被言说所把持的道路）：
性的路径在言说/能指的秩序里展开，因而受其法则支配，不能以“自然目的论”直通。
s’articuler en castration（在阉割上获得 articulation）：
关键句：若要在“言说之路”上前行，必须让整体安排在阉割这一结构缺口限制组织语言，停止言说。无阉割，则“直达之路”不可行。
奇怪，真的很奇怪：在此之前，从未、从未有过……我并不是在说“尝试（essai）”，因为正如毕加索所说：
“我不寻找，我发现；我不尝试，我裁断（je tranche）。”
——在我裁断出那个关键点、结点（point-clé / point-nœud）之前，这个关键就在lalangue，并且在lalangue的场中：是“言说的操作（opération de la parole）”。
没有任何一次分析解释（interprétation analytique）不是在给我们在场所遭遇到的某个命题/话语片段（proposition），指明它与某种享乐（jouissance）之间的关系。
精神分析要说的是什么？那便是：就与享乐（jouissance）的这种关系而言，是“言说（parole）”保证了其“真理维度（dimension de vérité）”。 然而，即便如此，也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言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完全说出； 正如我所表达的那样，它只能把这种关系“半说（mi-dire）”出来，并铸造（forger）出“拟真（semblant）”——恰恰就是人们所称之为的……
对此其实说不了多少：我们确实“做成”了一点什么，但对其类型（type）也说不出太多来————也就是所谓“男人”或“女人”的拟真（semblant）。
【铸造】（forger）： forger un mot nouveau是法语可用表达，“创造新词”的意义。 铸造新的词汇，铸造出拟真。
如果说在大约两年前，我在我试图开辟的道路上，已经把四种话语之所是加以了表述，那绝不是指历史性的“话语”，也不是指“神话学”……
对卢梭式的怀旧，乃至对新石器时代的怀古——这些只会引起大学话语的兴趣而已。这种话语最称手之处，恰恰是在那些对任何人都已无所指的知识层面上，因为大学话语的构成方式，就是把知识（savoir）做成一种拟真（semblant）。
——我这里所说的四种话语，则是在某种可触可感的方式上构成了某种“真实”（réel）。符号界（Symbolique）与真实界（Réel）之间那道边界关系，我们就生活其中——毫不夸张地说，事实确是如此。
主人的话语到今天依然牢牢管用！我想你们已经能一手摸到这一点，以至于我都不必再指给你们看——我本来要是觉得好玩（也就是如果我想讨好大众）的话，本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给你们看，在某个地方只需一个小小的转折，它就成了资本家的话语。这根本是同一套玩意儿，只是它做得更漂亮、运转得更顺，而且你们更容易被耍！总之，你们根本没往这儿想。
就像在大学话语（discours universitaire）那里，你们正全速投入（à plein tube），
还以为自己在激起骚动（émoi）——五月的那阵骚动（“五月风暴”）！至于
歇斯底里者的话语（discours hystérique），就不多说了：它就是科学话语本身。知晓这一点对作些小小的预判（petits pronostics）非常重要。这丝毫不减损科学话语（discours scientifique）的功绩（mérites）。
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我之所以能够把那三个话语【H、U、M】（歇斯底里者/大学/主人）表述为一种“数学式（mathème）”，只是因为分析话语【A】出现了。
而当我谈论“分析话语”时，我并不是在和你们谈一种知识（connaissance）层面上的东西； 早就应该看出来：所谓知识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性的隐喻，并据此推出它的后果：
既然没有性关系（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那么也就没有“知识”connaissance）。
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活在一种性的神话学里；而且不言而喻，许多分析家最乐意的，莫过于沉醉于那种站不住脚的时代的“可爱回忆”。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所说之物”，——我把这句话写在我正为你们酝酿、过些时日会给你们看的某个文本的第一行——“所说之物，因说而成其事实（de fait），正由说出之举而成为事实（du fait de le dire）。”
然而，存在着一个绊点（achoppement），一个绊点：一切就卡在此处，又都从此处发出。我称之为l’Hachose……我在前面加了一个 H，好让你们看见那里有省音符（l’），但其实我不该加，应该叫作la Hachose。
——总之，就是小客体 a（objet a）：它当然是一个“对象”，但只是就这一点而言：
它从根本上取代了那种“由主体所承载的对象”之概念。这并不是所谓“知识关系（rapport de la connaissance）”。
颇为奇特的是，当我们把它细究起来就会看到：在这所谓知识关系之中，人们最终把其中一个项——所涉之主体[S]——弄得只剩下影中之影，一个完全消褪的倒影而已。
对象a（objet a）之所以称为“对象”，仅在这样的意义上： 它之所在，是为了断言凡属“知识（savoir）”秩序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在“产出（produire）”它（a）的。【S1 → S2；↓ a】——而这与认识（connaître）它，完全是两回事。
至于分析话语，分析话语只能如此组织自身阐述（s’articuler）：即指出，要使出现“分析家（analyste）”的机会成为可能，必须有一种称作‘精神分析经验’**的操作，把小客体 a 带到‘拟真（semblant）之位’上。”
当然，如果其他那些可还原为能指链的要素不各就其位，他（指前述的a
）是绝对不可能占据那一位置的。也就是说：若是主体 [S]、我所称之为
主导能指 [S1]、以及我所指称的知识之躯体 [S2]，没有被分配到“四点”上——拉康称之为一个“四点结构（tétraèdre）”；为便于你们理解，我在黑板上画成几笔互相交叉的小东西，置于一个缺了一边的方框之内——那么显然就根本不会有任何“话语（discours）”可言。
是什么规定了一种话语（discours），并使它与言说（parole）相对？我的回答是——“数学式（mathème）”，这正是“数学式”（mathème）的要点。
就“说话的接近（approche parlante）”而言，话语是由“真实界（Réel）所决定之物”来规定的。
而我所说的这个真实界，绝对不可接近，除非经由一种“数学的途径（voie mathématique）”，也就是借着“定位（en repérant …）”。为此别无他途，只能靠四种话语中最后出现的那一个——我所界定的“分析话语（discours analytique）”；
它所容许的，并不能称为“自洽”（恰恰相反），而是一个裂口（béance）——确切说，正是由“阉割（castration）”之主题所表达的那一道裂口；正是在这道裂口之处，可以看见“真实界”据此而被立定（s’assure le Réel），而整个“话语”正是由此而维系（dont tient tout ce discours）。
我所说的真实界（Réel），——倘若依照分析中所被普遍接受的一切东西而言……但它又仿佛传入聋子之耳一般——其要点是：凡是看上去像是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的终点、目的的东西——也就是交配（copulation）——如果没有那些“步骤”（pas），便毫无保障。
这些步骤被人极为混乱地瞥见过，却从未以一种可与“逻辑”相当的结构被清晰地剖析出来，——而这些步骤就叫作：阉割（castration）。
在现代法语中，pas 常与 ne 连用构成否定： 从历史上看，ne 是主要的否定词，pas 原意是“步子（pas = step）”，后来逐渐加强语气，从“ne marcher pas（一点步子都没走）”演变成一般否定。如今口语中甚至常省略 ne，只保留 pas： 比如 je ne parle pas → “我不说话”。 这里的 pas 原意早已消失，只留下否定功能。 但在古法语里， pas 原本是名词，意思是“步”。 ne … pas 的原始意义其实是：“我连一步都没走” → “我没有走”。 后来泛化成普通否定词。
“性享乐的终点/目的＝交配”变得可被“保证”，必须经过一系列可称为“阉割”的“步骤”； 这些步骤在传统上被模糊地看到，但从未以可比于逻辑的结构被清晰界定。
闺房的哲学中，萨德特意描述了各种“步”，以避免怀孕。 享用去除掉“交配”属性的性。
性孕不享——房住不炒 性享不孕——房炒不住？
那么说到萨德这里呢？ 教会确有关于婚姻内性行为的道德规范： 例如强调性行为应“开放于生命的传承” (“open to new life”)。
“天主教会教导我们性之所以美好，有两个原因：性颂扬夫妻的合一和爱（性是合一的），性引导新生命的诞生（性是生殖的）。如果缺少其中一个或两个方面，我们就无法拥有美好的性生活。 当然，避孕后的性生活仍然让人感觉良好。甚至可能因为夫妻不再担心生孩子而感觉更好。（而这些担忧可能是合理的！）但教会希望我们明白，性的愉悦并非全部意义，它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对生命缺乏开放的态度，这些愉悦就无法像它们本应的那样将人凝聚在一起。”
“性享乐的终点/目的＝交配”变得可被“保证”，必须经过一系列可称为“阉割”的“步/不”； 没有这种规定性将“享乐”的那一部分画出来，性享乐也就无法被保证。
闺房的哲学中，萨德特意描述了各种“步骤”，以避免怀孕，享用去除掉“交配”属性的性。 享用其天然、作用与自身的用途。——如果不好好围绕着那些“步”，还以为是为了生二宝呢。
政府呼吁房住不炒的时候不正是说明房子不是用来住的，就是为了炒吗。
这一类呼吁就非常令人费解。 房子并没有规定不能进行交易，交易和“炒”似乎在行为和动作上又是一回事。 或者说“交易”这件行为之中被规定了某种“享乐”？
“天然”的行为之上通过某种“阉割”划分出享乐。倘若符号（大他者）试图排拒绝这种享乐，那么对于主体来说就显得奇怪。——阉割会显得很不可理喻。
如果这是不允许的，那么为什么我可以？
如果我可以，为什么这是不允许的？
如果我可以做到，那么这一切都在ta的预料之中，ta不出声就说明默许。
ta都默许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划分出这一个被禁止的区域呢？——为了享乐。
禁止就是为了享乐。——>凡是禁止的都是可以被享乐的。
这里所说的，更确切地说是数学里称作“生成子的操作（opération de générateur）”的那个东西——有趣的是，这是一种相遇（rencontre）。 这一年里（且也不只在此地），我们会谨慎地、由远及近、一步一步地接近它； 在此场合不宜期待会迸出太多火花，不过——火花终会到来。
至于我刚才说过的小客体a（objet a），它并不是一个“对象”； 它是使这四种话语得以被“做成四面体”（tétraédrer）的那一件东西 ——且各个话语都以它各自的方式被“四面体化”。
四话语框架下，四个位置中，代理的是左上。 那么对象a放置在左上位置的分析师话语便是 以 对象a——拟像（semblant）为代理来驱动分析，使分裂主体 $发声。
【opération de générateur（生成元的运算）】：
借自数学（如群论、向量空间等），“生成子/生成集”给定后，可由其生成整个结构。拉康把即将展开的工作比作一种生成操作：不是去“解释”，而是由某个基本构件生成结构布置。
另外对于整个四话语体系来说，放置了对象a的位置，四种话语中的其他三个位置就可以各以其方式安顿下来，从而让话语机器成形并可工作。 a 是“生成子”，不是“对象”；它让四话语按位成形。 就好比二维码，二维码四个角的位置中必然有一个角是没有方形的标识的。这个没有方形标志的一角决定了二维码的方向。
而这显然正是看不见的——谁看不见？——奇怪的是：分析家。他们看不见的一点在于：
对象a（objet a）……它不是一个可以在另外四者之中、或在他们共同形成的“四者整体”里被定位于某处的点；——a乃是建构本身，是这些话语的四面体式“数学式（mathème）”。
问题因此就是：那些“无物-者（achosiques）”、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不同意义上都是的“a-具身者”（les a-incarnés），他们究竟是从何处/在哪个位置上最容易陷入对我话语的不理解？——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可以提出。
至于这种不理解是不是一种症状，倒是次要的。但非常确定的是：
在理论层面，正是在精神分析家这一层位，应当占主导的（或：最该显著的）就是
对我话语的不理解——恰恰因为这就是分析话语。
或许，这并非分析话语的特权。毕竟，就连把“主人的话语”推进得最远的那个人——当然他终究落空，因为他并不认识小客体 a（objet a）——在我把 a 带到世上之前，他把主人的话语推进到了极致；直言其名：黑格尔。他总是告诉我们：
若真有谁对“主人话语”一无所解，那人正是“主人”本人。
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仍然停留在心理学之中：因为并不存在什么“主人”，存在的是“主人能指”（signifiant-Maître，S1），而所谓“主人”不过是尽其所能地在后面跟着。
那么，为什么分析家会享有一种特权，能更容易地把握其话语中可被写成数学式（mathème）的那一部分呢？恰恰相反，理由可谓充分：他们完全可能安坐在一种身份/地位（statut）里，——当然，这不是一日之功——而这种身份/地位的“兴趣/利益（intérêt）”，确实可能在于：
把那些难以设想的（inconcevables）理论臆说（élucubrations théoriques）所导致的结果加以“论证”，而这些臆说，正是充斥于精神分析界期刊上的那一套东西。
要点不在那儿。要点在于：投以兴趣；我很可能会向你们说明，这种“兴趣”究竟可以包括什么。
必须从各个侧面把它穷尽。我刚刚提示了：在“拟真（semblant）”这一层位上，分析家的身份/地位（statut）可以如何被界定；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把它与真理（vérité）之间的关系也清楚地被组织和表述（articuler）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确可这么说（c’est le cas de le dire），这大概也是“兴趣/利益（intérêt）”一词所剩不多的意义之一——这一套话语与“享乐（jouissance）”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享乐在支撑它、制约它，并为它提供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性恰恰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所谓“性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我可不想在结尾让你们以为我知道“什么是人（l’homme）”。
确实有人需要我抛给他们这么一条“小鱼”（petit poisson）。说到底我也可以抛给他们，因为这并不暗含任何关于“进步”的承诺——“……或者更糟（…ou pire）”。
以这一跛行而多有残缺（boiteuse et combien amputée）的享乐——阉割（castration）本身——在人这里似乎与交配（copulation）、也就是结合（conjonction）有某种关系； 从生物学层面看（但这当然绝对不会对“拟真（semblant）”造成任何制约），在人这边最终指向的是两性的结合（conjonction des sexes）； ——然而竟然有生物学家把这一极端成问题的关系加以外推并向我们铺陈……
还专门写了一本大部头，而且立刻得到了我亲爱的同伴亨利·艾（Henry Ey）的欣然赞助（上次我已带着你们感受得到的同情谈到他），——题为：动物物种中的“变态（perversion）”。
我可以告诉他们：确实很可能正是这一点特指了这种动物物种——也就是它与自身享乐（jouissance）之间一种完全“异常（anomalique）”、离奇的关系。
这也许会在生物学一侧产生一些小小的延伸，为什么不呢？
我仅仅指出：分析家们并未让分析的生物学化参照（référence biologisante）取得哪怕一丁点进展——这一点我常常强调。
他们之所以没有让它获得丝毫进展，理由很简单：这恰恰就是那个“异常点（point anomalique）”，在此处涉及一种享乐（jouissance）；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还有一些生物学家，以此之名——以这一跛行而多有缺损的享乐（jouissance boiteuse et combien amputée），也就是阉割（castration）本身——在人这里似乎与交配（copulation），也即结合（conjonction）有某种关系；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但这当然绝不会对“拟真（semblant）”产生任何制约）， 在人这边，所指向的乃是两性的结合；
竟有生物学家把这一极端成问题的关系加以扩展并铺陈出来……为此还出了一本大部头，而且立刻得到了我那位亲爱的同伴亨利·艾（Henry Ey）的背书——书里谈的正是“动物诸物种中的倒错（perversion）”。
凭什么？ 动物物种会交配，但有什么能证明这乃是出于某种享乐（无论是否“变态”）？恐怕非得是“人”才会相信：交配就会带来享乐！
特别是对于某些生物会采用体外受精，这种交配行为仅仅是一种繁衍的功能。
于是，就有成卷成册的著述在讲解：有的物种用钩子、用它们的小爪子（pa-pattes）来干这事； 还有的——比如臭虫（punaise），我想是这样——把那些玩意儿、东西、精子（spermatos）送进中央腔体（cavité centrale）里。 于是人们大惊小怪：他们这样干，一定爽翻了吧！要是我们用一支注射器
往腹膜腔（péritoine）里这么做，那岂不是要销魂极了（voluptueux）！ ——就靠这种东西，人们还以为自己在建构“正确”的理论。
萨德直呼内行了属于是。 人不能…至少不应该… 不！正好相反，正是人才会把诸如此类的行为关联到享乐的层面。
而首先需要直观触及（toucher du doigt）的，正是解离/分裂（dissociation）这一点； 很明显，问题——唯一的问题、最终真正有意思的问题——在于：
如何让——某种我们可以暂时称之为与“性享乐的断裂（disjonction de la jouissance sexuelle）”相互相关的东西，——某种我称为“lalangue（拉拉语）”的东西，显然它与某个真实界（Réel）之物有关联，但由此出发，它如何可能导向那些数学式（mathèmes），而这些数学式又使我们得以建构科学——这，才是不言自明的那个问题所在。
如果我们更近一点地看看科学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comment c’est foutu），
我曾经试着做过这样一次小小的尝试、一次微小的切入：《科学与真理》（La Science et la vérité）。
曾经有这么一个可怜家伙，当时我正作客于他那里；他因为听了我在这方面的说法，
气得病倒了。归根到底，这正好说明我的话语被听懂了：只有他一个被气得病！这是一个以千百种方式证明自己并不怎么强（不太行）的人。
总之，我对智力低下者（débiles mentaux）没有任何特殊的“热情”；在这一点上，我和我亲爱的朋友莫德·曼诺尼（Maud Mannoni）有所不同。 不过既然在学院（l’Institut）里也会遇见智力低下者，我也就没什么好激动的。
归根到底，〈科学与真理〉（La Science et la vérité）尝试接近的，正是这一类小小的东西。
归根到底，这个所谓“著名的科学”，也许几乎是用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成的。 若是如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那些事物——乃至一种同样由“欠缺（déficit）”所制约的外观，比如“拉拉语（lalangue）”，如何能把人径直引向（mener tout droit à）科学。就这样——这些问题，也许我会在今年加以讨论。总之，我会尽力的，——……或，更糟（…Ou p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