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知道，“系列（série）”是否是“严肃（sérieux）”的原则。然而，我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我不能在这里继续那在别处构成我“教学”的东西——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我的研讨课”。

哪怕仅仅是出于这一点考虑——并非所有人都知道，我每个月都会在这里进行一次小型的谈话。再者，也有一些人偶尔会从相当远的地方赶来，去听我在别处所讲的、以“研讨班（séminaire）”之名进行的内容。那么，在这里继续那套内容，对他们而言就不太“合适”——我指的是，对他们不够公允。

总而言之，现在要弄清楚的是：我在这里究竟在做什么。显然，这并非完全如我所预期的那样。我被这种到场的“人潮”所影响——以至于那些我原本召唤来参与某个名为《精神分析家的知识》（Le savoir du psychanalyste）之事的人，虽不必说他们并不缺席，但他们多少被淹没在这众人之中了。

对于此刻在场的各位，我并不确定，当我提及这个“研讨课”时，我是在谈论一个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还是完全陌生的事物。他们还应当考虑到，例如自上一次以来——那些我在这里见到的人也都在场——我确实已经“开讲”了那个研讨课。

我说“开讲了”，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并保持一点严谨，就会知道，这种“开讲”不可能“一次完成”。事实上，已经有过两次；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说它已经“开启”了——因为要是没有第二次，那么第一场也就根本不能称为“第一”。这一点之所以有趣，在于它让我们想起我早先提出过的一个概念：所谓“重复（répétition）”。

显而易见，重复只能从“第二次”开始——因为如果没有第二次，那么也就根本不会有第一次。正因如此，第二次才成为真正开启“重复”的那一次：这正是“零与一”的故事。

然而，仅凭“一个”（1），并不可能出现“重复”。因此，若要真正存在“重复”，若要使其不再停留于“开放未闭合”的状态，就必须有“第三个”（3）。——人们似乎早已在“上帝”问题上察觉到了这一点：

上帝并不是在“一”时开始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或许其实自始就知道，只是无人记下。毕竟，谁也无法对此发誓。总之，我那位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科耶夫（Kojève）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Trinité chrétienne）”——曾多有强调。

3确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数字。 不仅是1，2，3,而且1+2=3 即体现顺序，又体现综合。
3这个数字本身同时展现出这两面。
1=1，1+1=2，1+2=3。

显然，这些问题我不会在这里重提——只有在我的研讨课上我才会回到它们，今年我会设法回到这些话题。

这点很重要，因为正是在此，精神分析所带来的，与某种哲学传统（当然，该传统并非无足轻重）之间，存在着一个“天壤之别”。

尤其是当我们谈到柏拉图时，他曾非常明确地强调过“二元（dyade）”的价值。我的意思是：一旦从那“二元”出发，一切便开始滑落。究竟是什么滑落了？——他大概心知肚明，只是他并未说出。

不论如何，这与分析意义上的Nachträg（事后性）——也就是第二时刻——毫不相干。至于我刚才强调其重要性的“第三时刻”，它并非只对我们成立，而且对于上帝他自己也同样成立。

数字本身似乎是没有时间的，但1，2，3确非常特别。

就像之前拉康说的，如果没有1，就不会有2。有了2，反过来确认了1。
1，2这里的时间顺序非常明确，而后3的出现必然是在1，2在符号的确认之后，以一种“开放”而“整合”的姿态介入进1，2。 中国有句老话，三生万物。

事后性更多指向了第二时刻。“第二次”中事后形成、回溯确立“第一次”的逻辑时间。
1不能自足，就连上帝他老人家都需要3来维持自身的封闭。那么“三”便是语言与存在的最小充分条件。

拉康这里谈论，1，2，3，后面有提到了黑格尔，三位一体，容易让人误解想到二元论。
所以这里先防一手，柏拉图的二元划分并不是拉康这里想用来区别于1，2，3的东西。 这里强调的是逻辑时间。

当时，有一幅陈列在装饰艺术博物馆的挂毯，十分美丽——我强烈鼓励大家去看。其上可以看到圣父、圣子与圣灵，全都以完全相同的一种形象出现：一个颇为高贵、留着胡须的人物。他们三者彼此相望——这比一个人对着自己的镜像更让人震撼。自“三”开始，确实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效应。

从我们这些主体的立场看，对于上帝自身，究竟有什么是要到“3”才开始的呢？这是我在刚开始教学时就很快提出的一个老问题。我当时很快就提出过，但此后未再重复——我马上就会告诉你们原因：

很显然，只有从“三”开始，他（上帝）才可能相信他自己。

因为这事相当奇特：据我所知，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上帝会相信他自己吗？”

然而，这本来本可以成为一个对我们颇有启发的例子。令人尤为惊讶的是，这个问题——我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提出过，而且我并不认为它是徒然的——居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至少表面上如此；至少在我的“同道者”当中是这样，我是说那些在“三位一体”的荫庇之下受过教养的人。

我可以理解，对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或许没有什么触动。

但对那些人而言——他们真是“incorreligionigibles”（拉康自造词），简直毫无可救之处。要知道，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所谓“基督教层级”中颇有名望的人物。

问题在于：是否因为他们身在其中……对此我颇难以置信——以至于什么也听不见；抑或更可能的是——他们抱有一种相当彻底的无神论，以至于这个问题对他们丝毫不起作用？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incorreligionigibles】：拉康自造词（néologisme），明显拼接/扭曲自 incorrigible（不可教化） 与 corréligionnaires（同教之人）/religion。大意：“（在宗教—或同教—意义上）不可纠正/不可教化的人” 可译作“宗教上不可救药的”、“在信仰上无可教化的”。这一词带有讽刺意味：既指他们“信得太死”，又暗示他们“信而不知其信的结构”。
【身在其中】直译“在里面”。此处指那些受“三位一体”传统熏习的人“在宗教话语之内”的境况。

这可称不上我刚才所说的“严肃性的保障”，因为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无神论，一种类似打盹的状态——而且相当普遍。换句话说，他们对那必须在其中游泳的介质（milieu）的维度，毫无概念：他们只是浮在水面上——这可不完全一样——他们之所以还能浮着，是因为彼此手拉着手。

于是事情就变成了人们所谓的一个“网络”，大家就这样手拉着手。保罗·福尔有一首这个路数的诗：

“如果全世界的姑娘——诗是这样开头的——……都手牵着手，她们就能绕世界一圈……”

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因为实际上天下的姑娘从来没想过要这么做；倒是男孩们……

——诗里也说到他们……男孩们在这一点上可很在行：他们啊，个个手拉着手。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倘若不手拉手，每个人就得独自去面对一个女孩——而这正是他们不情愿的。所以他们非手拉手不可。

保罗·福尔〈环绕世界的圆舞〉

“如果全世界的姑娘都愿意携起手来，

围绕大海，她们就能跳起一圈圆舞。

如果全世界的小伙子都愿意当水手，

他们就能用小船在波涛上搭起一座美丽的桥。

那么，我们便能围绕世界共舞成环——

只要全世界的小伙子都肯牵起手来。”

姑娘们，那可又是另一回事。她们在某些社会仪式的语境中被卷入其中。请参见《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Les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那真是优雅得很，甚至可以说是“书经（Chou King）”——不是“shocking（震惊）”，而是“周经”。

这部“书经”是由一位名叫格拉内（Granet）的人所写，他有一种完全与

——民族学无关（尽管他无疑是一位民族学家），

——汉学也无关（尽管他无疑是一位汉学家）——的天才。

这位格拉内就提出，在古代中国，男女在节仪中是以同样的数量相互对抗的：为什么不信呢？

Chou King（书经）：即《尚书》（Shu Jing），此处拉康故作谐音笑话——“Chou King”听起来近似 shocking（令人震惊的），借此玩笑方式强调格拉内研究的“优雅/古典”而非“刺激/惊世骇俗”。

Granet, Marcel (1884–1940)：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汉学家，涂尔干学派成员，著有《中国古代的舞蹈与传说 Les 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1926）》及 La pensée chinoise（1934）。他以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宗教与仪式，被拉康视为在结构主义前已触及“关系逻辑”的思想家。

在实际情形里、就我们当下所见： ——男孩们总是会扎成一撮，人数常常超过十个。缘由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笑）：要是让每个人孤零零地、各自对着自己的那一位女生——我也解释过了——这当中“风险太多”。 ——而对女孩们来说，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既然我们已不身处《周书/书经》（他戏称“Chou King”，而非“shocking”）的年代，她们往往两两结伴，跟闺蜜结成“好姐妹”，一直到——当然了——把一个男生从他那个“团伙/连队”里“拽”出来为止。是的，先生！（笑）

不论你们怎么想，哪怕这些话在你们看来有些浮浅，它们都有根据——以我作为分析家之经验为依据。

当她们把一个男生从他的“团伙/队列”里拽出来之后，顺理成章地就把闺蜜放下了；

而且顺带一说，那位闺蜜并不因此就更糟，反倒也能自己应付得不错。

是啊！总之这些话，我方才有点儿说嗨了。我以为我身在何处呢！【笑】

事情就是这么顺着线头一路牵出来的：因为格拉内，也因为《书经》诗歌里那种奇异的交替——男声合唱与女声合唱相对而立。就这样我被带着谈起自己的分析经验——我只是打了个“闪回”的亮点——可那并不是问题的根本。

可就是这样——正是谈起我的研讨课，把我带着走了。毕竟你们也许和他们是同一拨人，于是我便像对他们说话那样说了，这又把我带得像是在谈论你们——谁知道呢？——结果又带得我好像是在对你们说话。可这无论如何都不在我的本意之内。（笑）

这完全不在我的本意之内。因为我来圣安娜发言，是为了对精神科医生讲话，

而显然，你们并不都是精神科医生。于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是一桩失误行动。

而且这桩失误行动在任何时刻都有“成功”的风险——也就是说，很可能我无论如何还是在对某个人说话。

我怎么能知道，我究竟在对谁说话呢？尤其是，归根结底——你们在这件事里确实“算数”……虽然我尽力让自己不受影响——但至少在这一点上，你们确实起了作用：

我现在说话的地方，并不是我原本打算说话的地方。我原打算在马尼昂讲堂（amphithéâtre Magnan）发言，可现在，却是在礼拜堂（chapelle）里说话。

真是离奇的故事！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是在礼拜堂里说话！ 这就是答案。我是在对教堂说话，也就是说——对墙说话！〔笑声〕这桩失误行动是愈发“成功”了！我现在知道我来这里究竟是要对谁说话：就是我在圣安娜一直说话的对象——墙！

我没必要再回头说这事——那都已经很久了。

我不时会回到这里，做些小题目的演讲，比如《我教的是什么……》，

还有别的一些题目——我就不逐一列了。可我在这里始终都是对墙说话。

X——……

拉康——谁有话要说？

X——如果您是对墙说话，那我们都该出去。

拉康——谁……谁在和我说话？（笑）

X——是墙。

拉康——现在我可以就此评论一下：对墙说话

这回事，居然还真让一些人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问，究竟是谁在说话。

可以肯定的是：在所谓、在过去诚实点儿的时代称作“疯人院（asīle）”、也叫“

临床收容所”的地方里，这些墙可不是无足轻重的。

但我还要再多说一点：这座教堂（chapelle），在我看来，真是一个极为合适的地方，

让我们能切实体会到——当我谈论“墙（murs）”时，我所指的究竟是什么。这是一种奇特的景象：

是世俗化（laïcité）对被收容者所作的某种“让步”——一座教堂，当然配备着它那一整套牧师随员（aumôniers）。倒也不是说这座教堂在建筑上有多么了不起——是不是？——但毕竟，它是一座教堂，而且具备一切人们对教堂所预期的那种布局与格局。

aumônier（复数 : aumôniers）是法语名词，意思是随军神父、教区牧师、宗教辅导员，即在某个特定机构（军队、医院、监狱、学校等）中负责宗教事务的人。 JOJO第七部里面的神父就是干这个的。

人们过于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建筑师啊——不管他怎样努力想摆脱——归根结底就是为此而生的：造墙。 而墙，老实说…… 有件事相当引人注目：自从——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基督教以来，它或许在这方面过度地偏向黑格尔主义； ……可这一切终究都是为了把一个空无围起来。

造墙是为了把空无围起来。 围起来又能如何呢？ 把空无掩盖起来？ 划定空无的边界？
仅仅只是把它围起来，不把它填满？可以填满吗？
当然不可能， 因为围起来就是墙所要起到的作用就是

把一些“危害自己与他人安全的人”关起来。

要想象——到底是什么曾经充盈过帕台农神庙的那些墙，以及其他一些同类的“小玩意儿”（babioles）——如今只剩下一些坍塌的墙壁，这真是难以想象、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此绝对没有任何见证。

只剩下墙壁，而墙壁内的东西无从得知。

而且描述成某个被“装在里面”的小玩意。总让人想到会饮中阿尔西比亚德口中所说的“小神像”。

我们仅仅怀有一种感觉：在那整段如今被我们贴上“异教（paganisme）”标签的年代，各种被称作“异教节庆”的活动中，曾经有些什么在发生。

我们之所以还保留着它们的名称，只是因为有某些编年史（Annales）将事件如此记载： “正是在大帕纳辛尼亚节上，阿狄曼托斯（Adymante）与格劳孔（Glaucon）——你们都知道接下来的故事——遇见了那位名叫刻法洛斯（Céphale）的人。”

在那里（那些祭仪或神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竟然对此连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相反，关于“空”，我们倒是有一个极为宏大的观念——因为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由那被称为“哲学”的传统所传承下来的，而那一传统，正是给“空无”留出了极大的位置的。

我们对曾经的充实之物一无所知，但对“空”却拥有传统赋予的“知识”。 将“空”组织成了可被思的空间。 因此我们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空，才有了围绕它所建立的墙吗？

还有一位叫柏拉图（Platon）的家伙，他就把整个关于“世界的理念（Idée du monde）”都围绕这一点转了起来——真是名副其实的“旋转”啊。正是他发明了“洞穴（la caverne）”。他把它变成了一间暗室（chambre noire）： 外面确实有什么在发生，而这一切经过一个小孔投射进来，便在里面造出了那些影像（ombres）。

硬要说的话，人的眼睛本身也是小孔成像。 外面确实有一些事情发生，但这一切都通过小孔（一双也好一对也好），便造出这些影像。

这么一说阿尔西比亚德似乎迫不及待的想一探究竟了。

真奇怪——也许正是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根细线，一点痕迹。显然，这是一种理论，使我们得以用手触到（toucher du doigt）——那关于小对象a（objet a）的“真实之所在”。请设想一下：

柏拉图的洞穴，就是这些响着我声音的墙壁。

对着墙壁说话，墙壁响着回音。

很明显——这些墙让我感到快感（ça me fait jouir）！

而正是在这点上，你们每一个人也都在享受（jouissez），都在以一种“参与式的方式”分享这快感。

看到我在对墙说话，这件事，不可能让你们无动于衷。

请各位想一想：假如柏拉图是个结构主义者，他就会真正觉察到“洞穴”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很可能语言正是诞生于此。

我们必须把事情翻过来：当然，人类早就会啼哭，就像任何一种小动物那样；总之，它们都是为了索取母乳而发出叫声。

把事情翻过来，而不是事情反过来。 翻过来，内外的方向翻过来。 事实上，如果一个东西可以说得上“翻过来”，那么它便没有真正的内外，从拓扑上只是一个洞。 正是这个这个装置让发声成为语言。 其他的生物之间传递信息的方式不仅仅是发声。还有信息素，气味，“跳舞”，动作等等。 那柏拉图的洞穴呢。

然而，要让他意识到：自己能够做点什么——尽管这些他早就“听”过了。在咿呀学语（babillage）与结结巴巴（bafouillage）之中，一切都在发生；但要“做出选择”，他必须已经察觉到：

——像“K”这样的音，更能从洞穴的深处，从最后那面墙的深处，产生回响；

——而“B”“P”这样的音，更像是在入口处迸发出来；他正是在那里听见了它们的回声。

发声的方式，“K”更靠喉咙后面，而“B”“P”更靠近嘴唇。

说起来同样一句话发声方式的不同，“听上去”的差别也会挺大的。

某种意义上能体现一个人的“经验”。

在武汉有概率会遇到一类五十多岁的男人，说话会带路易阿姆斯特朗一般的“烟嗓”。

从习惯来说武汉人如果需要大喊可能会选择用力撕扯声带的方式。这样费力不讨好，可能会出血受伤。

因此基于这种烟嗓可以预想到这与他的工作的环境（需要喊），生活的习惯——可能抽烟，甚至也有可能他脾气不太好。

相比之下，东北人说话中气十足，如果需要更高的音量，他们往往更倾向胸和腹部的发声方式。

这同样是无意识可以表达出来的东西。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中被讨论。

今晚我就顺势被带走了，因为我在“对墙说话”。可别以为我说这些，就意味着我从圣安娜（Sainte-Anne）什么也没得到。在圣安娜，我其实很晚才开始“说话”的——我的意思是，在此之前我也没想到要开口，除非为了履行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义务。

当我还是临床主任（chef de clinique）的时候，我常常给实习医生们讲一些小故事。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在讲故事这件事上要格外小心（me tenir à carreau）。

有一次我讲到一位病人的母亲——这位病人是个可爱的同性恋者，我当时正为他做分析——而我又实在避免不了见到那位母亲本人（说的就是那个“扭曲的”女士）。她竟然喊出这么一句话：“而我还以为他是阳痿呢！”我把这件事一说出来，在场的人里——不只是实习生——居然有十来个立刻就认出她是谁！那当然只能是她！你们能想象所谓“社交界人物”是怎么一回事吧！

这事儿自然闹成了风波，因为人们指责了我，尽管我除了转述那句耸人的喊话之外，根本什么也没说。自那以后，这件事总令我在病例交流上格外谨慎。不过，这还是个小小的岔题——我们把线索接回来吧。

如果口腔，身体，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洞”，那么对着墙壁说话，意味着将自身看作某个装置，然后将声音投射到墙壁上。使之成为一个洞穴。 对于声音来说，成为墙壁，使它成为一个洞穴装置。 相比于镜子来说，墙壁和洞穴是一个更有趣的解释。 洞穴隐喻脱离了图像，光线之外还能有什么呢？ 在发声这件事情上，洞穴这种装置依然有它对应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回声，即便这句话单独拿出来并不能“真的”指向任何一个确定的人。但是，不妨碍它在墙壁的回响中起作用。

在我开始在圣安娜医院（Sainte-Anne）讲话之前，我当然早已在那里做了许多别的事情——哪怕只是去那里、履行我的职务这一点。而且理所当然地，对我来说、对我的话语来说，一切都从那里出发。

因为很明显——如果说我是在对墙说话，那也是很晚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我听见“墙回送给我什么”之前，——也就是听见我自己的声音在荒漠中布道……

这也是对那位听众的回应（见前文X：“如果您是对墙说话，那我们都该出去”）。在那之前很久，我就已经听见过——我确实听见过——一些对我而言极其决定性的东西。

不过，那是我个人的事。我想说的是：那些身处这些墙之内的人，其实完全有能力让自己被听见——只要，当然啦，我们有合适的耳朵（esgourdes）去听！ 老实说——也算就某件事向她致意，尽管从根本上说那并非她（本人/本身）的功劳：众所周知，正是围绕那位病人——我给她钉上了“艾梅（Aimée）”这个名字……当然，那并不是她的真名——……我就是由此被吸引/卷入到了精神分析之中。

当然，并不只有她一个。在她之前也有一些病人，而之后，也还有相当多的人——那些我让他们开口说话的人。这正是所谓“我的病人呈现（présentations de malades）”所构成的东西。

让案主自己说话，而分析师充当一个“墙壁”，引起回音的职责。

后来我时常会和几位参加了这种练习的人谈谈——说到底，这种“呈现”就是去倾听他们；而这显然并不是他们在街头巷尾就能遇到的事。……有时在事后谈论时，会与几位当时在场、陪同我的人交流——她们（/他们）尽其所能去抓取到点什么。……我也常常在这种事后的谈论里有所收获，因为理解并不可能立刻到来；显然，我们得把自己的声音加以调准，好让它再度抛向墙面（得到回响）。

正是围绕这一点——我今年或许要尝试提出质疑的东西——那就是某种我极为重视的关系：逻辑（la logique）。

我很早就体会到，逻辑是怎样能让一个人变得“为世人所厌”（odieux au monde）的。那是在我研读某位名叫阿贝拉尔（Abélard）的时期——天晓得，是被哪股“苍蝇的气味”所吸引过去的！ 至于我自己——我不能说逻辑让我变得令人讨厌，除了在一些精神分析师眼中也许是如此； 因为，说到底，也许正是由于我能够认真地‘抹去’（tamponner）它的意义。而我之所以能轻松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常识（sens commun）”。

意义当然是有的，但没有任何“共同的意义”。大概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以同样的意义来听我说话的。而且我也刻意让这种意义不那么容易被接近——这样你们就不得不加上你们自己的那一份，这是一种有益的分泌（sécrétion salubre），甚至是治疗性的：——请尽情地分泌意义吧！你们会发现，生活因此变得轻松多了！

对于这一点在工作也非常值得认真对待。遵循着某种逻辑而非某种常识。

对于“常识”来说，分析师即便知道什么，也需要在来访者这里确认。

“兄弟，听口音你是东北的吧！”

——“啊？我寻思我也妹啥口音吧。”

事实上在汉阳、沌口、蔡甸一带你可以见到武汉话和东北话无缝衔接的地道武汉人——甚至会说法语也毫不奇怪。

因此切勿用认同某种“常识”。这等于是在宣称自己与案主共享了某一种“共同的认识”。 而这将会让分析的工作停留在分析师与案主两人的想象的层面。

可以询问，确认，解释，再阐释。而不要认为自己掌握了某个案主不具备的“常识”。

也正因此，我才察觉到小对象 a（objet a）的存在——你们每个人都在潜势之中带有它的“胚芽”。使它强有力的，也就同时使你们每一个人各自变得强有力的，正在于：对象 a 与“意义”的问题全然无涉。所谓“意义”，不过是后来涂抹在这个对象 a 之上的一层小小的彩漆（peinturlure），而你们每个人都与这个对象 a 有着各自特定的系连。它与“意义”或“理性”毫无关系。

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理性（raison）究竟与什么有关系？不过我得说，很多人倾向于把它缩减为“共鸣”（réson）。请写下来：r.é.s.o.n.

——写下吧，给我个面子。这是弗朗西斯·蓬日（Francis Ponge）的一种拼法；他是诗人——而且是他那样的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考虑他所“诉说”的东西。当然，他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

raison / réson：

raison = 理性、理由、理智；

réson（蓬日式拼写） = 出自 résonnance（共鸣、回响），蓬日有意改写为“r.é.s.o.n.”以示声音游戏。

拉康借此展开双关：把“理性”缩减成“共鸣”，暗示理性并非掌握真理的逻辑，而是一种“回声机制”。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据我所见，除那位诗人之外，能认真提出它的，惟有数学家这一级的人。问题在于：理性（raison）——我们暂且只把它把握为出自语法装置（appareil grammatical）的东西——与某种会强行呈现自身的东西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并不想称它为直观性的（intuitif）——那就会重新滑回“直观”的斜坡，也就是可见性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恰恰是与某种回响性的（résonnant）东西有关。

不在于“看”，而在于语音。

“回响（ce qui résonne）”，是否正是“事物（res）”的起源？——也就是说，是否正是从这里，人们才造出了所谓“现实（réalité）”？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精确的问题，涉及到——我们能够以“逻辑”的名义，从语言中抽取出的全部内容。

众所周知，这还远远不够；而且，早在很久以前——其实从柏拉图起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人们就不得不让数学（la mathématique）介入其中。正是在这里，问题才真正被提出：我们该如何定位那个“逻辑探问迫使我们诉诸其中”的真实（Réel）？而这个真实，恰恰是位于数学层面（niveau mathématique）上的。

有一些数学家主张：

——我们无法把重心安在所谓“形式主义的”接合点上，也就是那一处“数学—逻辑的接缝”；

——在这接缝之外还有某种东西，而所有关于“直观”的诉诸，归根到底不过是在向那“某种东西”致意，人们以为可以把数学净化到没有直观参照；

……于是这些数学家就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就此所涉之事——也就是真实界（Réel）。应该诉诸哪一种“回响（réson，写作 r.é.s.o.n）”？当然，这件事我今晚并不能展开。

我能说的是：通过某种路径——这是逻辑的那条路径——我得以沿着一条从我的病人“艾梅（Aimée）”出发的轨迹，终于在——倒数第二个年度的研讨课里——以“四种话语（quatre discours）”为题加以陈述；某种现实时势（actualité）的筛滤（crible）也汇聚于此。 ……借由这条路径——能做什么呢？——起码给出了“墙”的根据/理由（raison des murs）。 因为，凡是居于这些墙里的——就在此，临床“收容所”的墙之内——都应该知道：界定并定位精神科医师之为精神科医师的，正是他相对于这些墙的处境。 正是藉由这些墙，世俗体制（laïcité）在其内部完成了对“疯狂”及其所指之物的排除。

在墙的这一边还是墙的那一边。

墙所包围的内部，还是墙体的外部。精神科医生被这道“墙”定义了自己的位置。他代表建制的一方，被设置来监视/拒绝“墙另一侧”的疯癫。 在建制把‘疯狂’隔离成不可听的他者——这正是“墙”的另一功能。

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必须与之不同：分析家应当意识到自己也是“墙”的产物——同时，只有通过话语的逻辑（而非建制所造的墙）才能讲述“疯狂”。 “墙”为何必在、如何起效，以及分析话语如何可能在这堵“世俗之墙”内侧为被排除的声音腾出位置。

这一切只能通过对话语（discours）的分析来加以接近。坦率地说，在我之前几乎没人真正做过这种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从未有哪位精神分析家对精神科医生的立场提出过丝毫的分歧。然而，在我的《文集（Écrits）》中，可以看到我早在1950年以前就已经提出的一点，即在那篇题为《论心理因果性（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的文章里，我反对一切以某种假象（semblant）为庇护的精神病定义——这种定义借助所谓的“器官动力论（organodynamisme）”来为自己钉上标签，但却完全绕过了真正的问题：也就是精神疾病的区隔（ségrégation）究竟涉及什么——它涉及的是某种他者性的东西（quelque chose qui est Autre），而这种他者性是与某种特定的话语相关的，我称之为主人的话语（discours du Maître）。

历史再次向我们显示，这种话语曾经在数个世纪里以一种对所有人都颇为有利的方式存在，直到某个转折点——由于一个极其细微的滑移，而这个滑移甚至连相关者自己都没有察觉——它才变成了如今所特有的“资本家的话语（le discours du capitaliste）”。

倘若没有马克思为它补充完整、并赋予它其主体——无产者（le prolétaire），我们对这种话语便不会有任何概念。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话语得以在凡是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形式存在的地方盛行开来。资本主义话语的特征在于这一点：它实行的是一种排斥（Verwerfung），——一种把某物从一切符号化领域中驱逐出去的排斥。而被排斥的，正是阉割（castration）。

这在我的工作中已经非常熟悉了，花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 而“任何”东西在资本主义话语中都想要被“卖”。因此花钱买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的话语得以在凡是实行马克思主义国家形式的地方蓬勃发展。资本主义话语之所以独特，正在于这一点：

它以一种排斥（Verwerfung）为特征——一种将某物逐出一切符号领域之外的排斥。而它所排斥的是什么呢？——是阉割（castration）。

一切与资本主义相近的秩序与话语，都把我们称之为“爱的事务（les choses de l’amour）”的东西弃之不顾，我的好朋友们，你们看，这可真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啊！也正因为如此，经过两个世纪的滑移——

姑且称之为“加尔文式（calviniste）”的滑移——阉割终于以分析话语（le discours analytique）的形式猛烈地闯入历史的舞台。

它们共享同一逻辑，即“通过知识（S₂）来支撑主导能指（S₁）”，

从而把“享乐”封闭在体制的自我维持机制中。

因此，拉康才说：“资本主义话语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形式之下开花。”

（即意识形态对立的两极，其实共用同一个话语结构。）

凡是与资本主义相似的秩序与话语，都会把我们姑且称之为“爱的那些事物（les choses de l’amour）”搁置一旁，我的好朋友们，你们看，这真算得上是“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啊！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经过两个世纪的滑移——我们不妨称之为“加尔文式（calviniste）”的滑移吧，何妨？——阉割（castration）终于以一种猛烈闯入（entrée irruptive）的方式，以分析话语（le discours analytique）的形式进入了历史的舞台。

当然，分析话语至今还未能真正建立起关于它的哪怕一个初步的结构性阐释，但它确实不断繁衍出各种隐喻（métaphore），并且已经察觉到所有的转喻（métonymie）都由此而出。

当然啦，分析话语（le discours analytique）至今仍未能给出哪怕是它的一个结构性雏形（ébauche d’articulation），但无论如何，它已经不断增殖出各种隐喻（métaphore），并且察觉到，所有的转喻（métonymie）都从中生出。

正是在这样的名义之下——在那种从精神分析家群体中某个地方传来的一阵混乱喧嚣（brouhaha）的推动下——我被迫引入了精神分析新颖之处中最显而易见的东西： 那就是，它所关涉的乃是语言（langage），而它本身，正是一种新的话语（nouveau discours）。

正如我已经对你们说过的那样：“对象a（objet a）”本身，也就是说，那种位置——在其中我们甚至不能说分析家“自己去占据”的位置，他是被带到那里去的，他是被自己的来访者（被分析者，analysant）带到那里的。我提出的问题是：

一个被分析者怎么可能会想要成为一名分析家呢？——这是不可思议的（impensable）！

他们“到达那里”的方式……就像某些西洋双陆棋（tric-trac）的游戏中那些小球，你们都熟悉的那种，最后总是莫名其妙地滚进机器的槽里。

他们就是这样“到达”那里的，对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然而，一旦他们到了那里——他们确实“在那儿”了。而就在此刻，某种东西苏醒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提出要对这一点进行研究。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一无所知。 这像是说是被动的，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这可不是没有才气的作品！的确不缺才气——尽管从此以后，人们再也没听说过这个家伙的名字。我还是得说出他的名字——我这个人还算诚实——他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东西出现在我的那篇《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领域（Fonction et champ…）》的故事里，简直就像是汤里的头发一样突兀。它是这样开头的：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有爱。

在人与爱之间，有一个世界。

在人与世界之间，有一堵墙。”

——安托万·蒂达尔（Antoine Tudal），《二千年的巴黎（Paris en l’an 2000）》

既然我现在是在对着墙说话（je parle aux murs），我当然不算是在上课，

所以我也就不准备向你们讲解，在雅各布森（Jakobson）那里，是什么让这六句“廉价韵文（vers de mirliton）”依然可以算作诗——某种格言式的诗（poésie proverbiale）——因为它有那种“嗡嗡作响的节奏（ça ronronne）”。

“在人与女人之间，有爱。”

——“当然啦！事实上也就只有这个而已！”

“在人与爱之间，有一个世界。”

——人们总是这么说：“隔着一个世界”，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你们啊，永远也到不了那边！”

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但其实从一开始，“在人与女人之间，有爱”，意思就是——（拉康拍了拍手）——那是“黏合”的。而“一个世界”呢？那是漂浮的（ça flotte），懂吧！

可是一旦说到“有一堵墙（il y a un mur）”，你们就该明白，“之间（entre）”这个词，其实意味着“介入、隔置（interposition）”。因为“entre”是一个极其含混的词。在别的场合，在我的研讨班上，我会谈到“介学（mésologie）”——也就是说，那种具有“之间之功能”的东西。但此刻，我们身处的是一种诗性的含混之中——必须说，这种含混值得存在。“Réson！——擦掉‘réson’！[他在黑板上指示]——留下‘Amour（爱）’。”

爱在那里——在那里，那只小圆圈（蓝色的那个）。我刚才在黑板上给你们画的这个图，这个旋转着的图形（ce tableau qui tourne），其实不过是另一种方式来表示克莱因瓶（la bouteille de Klein）。

“这是一个具有某些拓扑性质的曲面——不明白的人可以自己去查。它看起来很像一条莫比乌斯带，也就是说，就是那种把纸带扭半圈然后再粘合起来的玩意儿。”

不过在这里，它形成的是一个管状的东西（tube）——而且在某个地方，这个管子会回折（se rebrousse）。我并不是说这是该物体（克莱因瓶）的严格拓扑定义；这只是我用来形象化的一种方式。我已经多次使用过这种比喻，所以在座的部分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么你们看——既然假设是这样的：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那里应该形成一个环（un rond）。就像保尔·福尔（Paul Fort）刚才说的那样。

所以我把“男人”放在左边，纯属约定；“女人”放在右边——当然我完全可以反过来画。

现在让我们试着从拓扑的角度看看，安托万·蒂达尔（Antoine Tudal）那六行小诗里到底有什么打动了我。

我们不妨试着从拓扑学的角度来看，究竟是什么让我在安托万·蒂达尔（Antoine Tudal）的这六行小诗中产生了兴趣。

“在（男）人与女人之间，有爱。”

——这句话看起来通畅极了（ça communique à plein tube）。你们瞧，它流通着、循环着！一切都被“共同化”了——流（flux）、传流（influx），以及强迫者（obsessionnel）所喜欢附加上去的一切，例如那项了不起的发明：“施爱倾向（oblativité）”——这确实是强迫者的一项惊人的发明。

Entre l’homme et la femme, il y a l’amour 在人和女人之间，有爱。 这句话“人”，“女人”，“爱”都是 大写的。 并且amour让我想到一个之前没有发现的梗。虽然跟拉康没太大关系。 电影《末代皇帝》中有个挺出名的配乐叫《where Is Armo》。 阿嬷是溥仪的乳母，这听上去有点像法语中的amour。导演是意大利人，意大利语中被表达为amore。 这两个词都来自拉丁语amor（爱）。

好吧！那么，爱就在这里：那个小圆圈（le petit rond）——到处都是它。不过，有一个地方，这个圆圈会回折（se rebrousser），而且是非常剧烈地回折（vachement）。

但我们先停在第一时刻（le premier temps）：在“男人（左边）”与“女人（右边）”之间，有“爱”，——这就是那个小圆圈。

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位——他叫安托万（Antoine）——请千万别以为我说“他是个男人”只是随口一提。我之所以这么强调，是为了说明：他是从男性那一侧来看待这一切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现在将会出现的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该如何把它写出来（comment on peut l’écrire）。——也就是说，要看看“男人”与“爱”之间会有什么；

这个“男人”，指的就是那位“诗人（pouète）”，那位“普瓦西的诗人（pouète de Pouasie）”，——正如亲爱的莱昂-保罗·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所戏称的那样。

那么，问题就是：在他（即诗人）与“爱”之间，到底有什么？

难道我又得重新爬上黑板去吗？你们也看到了，那可是一个有点摇摇晃晃的练习（笑）。

好吧——其实完全不需要，因为，左边这个人（H）（l’homme）已经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因此，在他与“爱（amour）”之间的，恰恰就是在另一边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图右侧的部分。

“在人与爱之间，有一个世界（il y a un monde）。”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正好覆盖了最初由“女人（F）”占据的那一块区域，也就是我在右侧写下“F”的地方。正因如此，我们称之为“男人”的这个人（H），便幻想自己“认识（connaître）”世界——（就像《圣经》中的用法那样，意为“性交”）。

他“认识”世界，也就是说：他以为自己掌握了一种“对知识的梦（rêve de savoir）”，而这个“梦”恰恰取代了原本属于女人（F）的那个位置。

“圣经意义上的 connaître”

在《旧约·创世纪》中，法语 connaître（英语 know，希伯来文 ידע yada）常用来指性行为。

例如：“Adam connut Ève sa femme, et elle conçut…”（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她便怀孕……）

→ 所以 connaître 在“圣经意义上”= “与……同房”。

当拉康说:

男人幻想自己“认识”世界（在圣经意义上）＝他幻想自己“与世界发生关系”。

“世界”此处并非地球，而是他在图中右侧标出的 F（女性）。也就是说：男人幻想自己“与女人有关系”。

在希伯来语中原文是 ידע (yada)，最初意思是：

“经历、感受、亲身体会到某物。”

在古代希伯来语里，“知道”不是抽象的理性概念，而是“与……发生实际接触”的经验。

因此，《创世纪》4:1 说：

“亚当认识（yada）了夏娃，她便怀孕生子。”

这里的“认识”其实是：“通过身体的结合，他经验到了她。”

认识”=“在肉身中认识”，不是脑中的知识，而是经验性的“参与”。

…这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稍后再看————“有一堵墙”，也就是说，在那里发生了回折（rebroussement）；

我曾经提出过，这个回折意味着“真理与知识的接合（jonction entre vérité et savoir）”。我可没说它被切断了——说那是“墙”的，是一位“巴布亚的诗人”。

从拓扑学的角度看，使我们得以完全看清所涉之物的，是接下来出现的这句话：“在人与世界之间”——这个“世界”，是性伴侣挥发之后所取代其位的东西。至于这种替代是怎样发生的，我们稍后再看。

——“有一堵墙”，也就是说，那里正是发生回折之处；我曾提出过，这个回折标示着真理与知识的接合。我可没说那是切断——说那是“墙”的，是一位巴布亚的诗人。

拉康借用诗人墙的比喻，引申成为“回折之处”。真理与知识的接缝。 B站有教学如何制作一个玻璃的克莱因瓶，其中比较有趣的就是拉康这里画出的“圆”的接缝。 从拉康这里用的克莱因瓶的拓扑中，并没有什么是阻断的“墙”。严格的来说，图中他画的这个蓝色的圆圈并不是固定的位置，而是无处不在的一个位置，可以移动到克莱因瓶的每一处。 甚至仅仅在瓶身上任意一处画出一个“面”，从拓扑上与这个接缝可以等同。

这并不是一堵“墙”：它仅仅是阉割（castration）的位置。正因为如此，知识（savoir）才得以让真理（vérité）的场保持完整，而反之亦然——真理也保留了知识的领域。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这“墙”，其实无处不在；正是它定义了这整块曲面。也就是说，那个圆环（cercle）——或者说回折点（point de rebroussement）——好吧，我们就称它为“圆”，因为我在图上是用圆画的——它在整块曲面上都是同质的（homogène sur toute la surface）。

正是因为如此，你们不该把它想象成一块可直观再现的曲面。如果我立刻给你们展示一种切口（coupure），它足以使这块曲面挥发（volatiliser）——就其为一种特定的、在拓扑上被界定的东西而言—— —瞬间挥发无存——你们就会看到：我们面前根本不是那种可以被“想象地呈现”的曲面，而是某种以若干坐标来界定的东西……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称之为向量式（vectorielles）的坐标——

——以致在这块曲面的每一个点上，那回折（rebroussement）总是存在，在其每一个点上都在场。

正因为如此，你们若把它想象成一块可直观呈现的曲面，就错了。假如我现在立刻给你们展示一种切口（coupure）——它足以让这块曲面“挥发”（volatiliser）——就它作为一种在拓扑上被特定定义的结构来说，它会立刻消失无形。

届时你们就会明白：我们所面对的根本不是那种能够被直观再现的“曲面”，而是某种由若干坐标所界定的结构。

——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称之为向量式（vectorielles）的坐标，其性质是：在这块曲面的每一个点上，那回折（rebroussement）始终在场，在每一个点上都同样存在。

就像上面我说的，仅仅在瓶身上任意一处画出一个“面”，从拓扑上与这个接缝可以等同。 这个面不是我们肉眼看到的那个玻璃瓶身的曲面，曲面不过是吹玻璃吹出来的某种形式而已。 克莱因瓶只有一面，并且这一面上可以建立起一个坐标系。阉割所圈定的就是这个坐标系中每一个点，都被一个个圈中。

因此，就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以及就这一关系在每一方眼中所产生的一切——他们各自的位置，以及同样地，他们各自的知识——而言，阉割无处不在。

至于爱——爱啊，爱！多么沟通畅达、多么流动、多么喷涌！——这不就是爱嘛！

至于爱——爱啊，爱！多么沟通畅达、多么流动、多么喷涌！——这不就是爱嘛！ 这大概可能是拉康阴阳怪气，主体对爱的幻想。阉割无处不在，而爱则是受到无处不在的阉割的支配。 能这么说吗？现有阉割后有爱？

爱——也即母亲为其儿子所愿的“好处”——以及这个“(a)mur”的把戏：

只要把那个 (a) 括起来拿掉，你立刻就会看到我们每天都能触手可及的事实：

即便在母与子之间，母亲与阉割之间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地起作用（“算上一段”）！

amur是爱，对象a+mur(墙)——>阉割。

或许，要对“爱”究竟是什么形成一种清醒的理解，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

当“爱”真正上演——也就是说，当它在一男一女之间认真地展开时——它无一例外都以“阉割”为赌注（avec l’enjeu de la castration）。

这正是“具有阉割性（châtrant）”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能够通过这一“阉割的隘口（défilé de la castration）”？ ——这是我们要努力探究的东西，我们将以一些更严谨的路径去接近它：这些路径只能是逻辑的，甚至必须是拓扑的。（topologiques）。

在这里，我是在对着墙说话（je parle aux murs），甚至是对着那些“(a)murs”，以及“(a)murs-sements”（amusement 娱乐、取乐 的谐音）。而在别的地方，我则试着对此加以说明。无论墙壁（murs）在维持声音的形状（le maintien en forme de la voix）方面如何起作用，有一点是明确的：

这些“墙”，就像其他一切一样，都无法拥有任何“直观的支撑”——即便动用建筑师全部的技艺，也不例外。

amusement（娱乐、取乐） → (a)murs-sements。

这里玩的是“对墙自语”的幽默：

他一边“对着墙说话”，一边也在制造“对小客体 (a) 的娱乐、言语游戏”。

这既是嘲讽听众的沉默，也是强调言语本身的快感性（jouissance du signifiant）。

有趣的是——当我界定那四种话语（les quatre discours）时，我曾指出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用来定位这样一件事：不论你做什么，你总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些话语的主体。而我说的“主体”，其实是指**“被假定的主体”（sujets « supposés »）——被假定于那正在发生的能指的运作之中，很显然，正是这个能指才是游戏的主宰

而你们相对于它、相对于那“他者（autre）”，——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大他者（l’Autre）”——仅仅是被假定于其之下的存在（le supposé）而已。

你们并不赋予它意义，你们自己也并没有足够的“意义”可供赋予。但你们给予了那个能指一个躯体（vous lui donnez un corps）——那个代表你们的能指，也就是那主导能指（le signifiant-Maître）——以具身化的承载。

那么，你们在其中是什么呢？——影之影（ombres d’ombre）。别以为那种你们千百年来总梦寐以求、想要归属于自身的“实体（substance）”，会是别的什么东西——它不过就是那种你们被切断的“享乐（jouissance）”罢了。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看到的认识到的经验到的是影子。一个平面的“相”。

甚至可以说是将立体“投影”成平面的某种片面的意味。 而克莱因瓶的结构好像表现出了某种奇异的结构。通过认同阉割，立体可以被如何投影成一个平面。

我们怎能看不出——那种关于“实体（substantielle）”的呼唤，与那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个神话，连弗洛伊德本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它的回声：

那就是“性的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的神话。它确实就是那个奔跑着的对象（objet qui court），像在“报数游戏（jeu du furet）”中那样不停传递、追逐的对象，——然而，没有人能够说明它的地位（statut）究竟是什么；

除了以最高的方式去命名它——“至高的地位（statut suprême）”。它是那条曲线（courbe）的“至高点（suprême）”，正是它赋予那条曲线以意义；但也同样准确地说，它的‘至高点’又总是逃脱（échappe）。

【报数游戏】Jeu du furet 该游戏的大致规则是：

孩子们轮流用口头报数，按照一定的数列（例如从 1 开始，或从一个任意数开始、按照 1 ／ 2 ／5 ／10 的步数）依次说下一个数。

游戏者之间可采用随机指定谁报数，以保证学生注意力。

也可设定变体：报数倒序、报数时跳过某些数字、报数按 2 ／5 ／10 的增量、或报数同时落下一物件统计。

其目的通常是：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口头数列、理解“在数列中找位置、接着说下一个”的逻辑。

正是由于能够把一切所谓“性”的享乐（« jouissances sexuelles »）的范围加以结构化地阐明（articuler l’éventail），精神分析才迈出了它那决定性的一步。

它所揭示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事实：

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性”的享乐（jouissance sexuelle）——也就是说，并非仅仅是“性的仿真（semblant du sexuel）”的那种假性享乐——这种真正的享乐，其唯一的标志，——至少目前为止，仅此而已（rien de plus jusqu’à nouvel ordre）——就是：它只能通过一个“阉割的指征（indice de la castration）”来被言说、被指示。

这些“墙”（murs）——在它们获得地位、获得形态之前——我首先是从逻辑上（logiquement）重新构建它们的。

这些 S —— S₁、S₂，以及那个 a ——我这几个月来和你们一起拿它们当“玩具（joujou）”玩的那些符号，—— 它们其实就是那堵“墙（mur）”本身。

当然，在这堵墙的背后，你们大可以放入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

并且我们自以为知道其意义的东西：

比如“真理（vérité）”与“仿真（semblant）”，

“享乐（jouissance）”，以及“剩余享乐（plus-de-jouir）”。

不过话说回来，就那些根本无需“墙”也能被书写的东西而言，诸如四个方位点这样的术语——你们必须据此来定位你们自身所在之处——

也许啊，精神科医师终究会意识到：他所被拘系其上的那些“墙”，是由一种话语的定义把他拴住的……毕竟他要处理的是什么？并非别种“疾病”，而正是由1838年6月30日的法律所界定的那种：

也就是说——“对其自身与他人具有危险性的人”。

这真是非常奇特：

在那奠定社会秩序的话语中，引入“危险（danger）”这一要素。但这“危险”究竟是什么？ ——“对自己有危险的人（dangereux pour eux-mêmes）”？

呵，社会简直正是靠这个而活着的！

——“对他人有危险的人（dangereux pour les autres）”？

天知道，在这一方面，社会却又给予每个人无限的自由！

当我看到如今有人起来抗议这样一种用法——直截了当地说，为了不绕弯子也为了快点，因为时间已不早了——在苏联，用“收容所（asiles）”，或某种听起来更体面的名称，把人安置到安全处（不妨就说反对者）时；可显而易见的是：在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秩序之中，这些人被视为危险的。

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区分？——有什么样的距离（distance），将两种“打开精神病院大门的方式”分隔开？

——一种是在一个地方，资本主义的话语（discours capitaliste）已经达到了完全自洽、圆满一致的程度； ——另一种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地方，这个话语仍然处于咿呀学语（balbutiements）的阶段。

也许——如果今晚这里真有几位精神科医生的话——他们首先能领会到的，不是我这番话本身（因为这与他们的事务并无直接关联），而是我这声音在这些墙壁上的回响（la réflexion de ma voix sur ces murs）：

那就是——首先要弄清楚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精神科医师”。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这些墙的范围内，听见除我之外的其他声音。比如——那些被关在其中的人的声音。毕竟，这也许能带领他们走向某个方向，——甚至，获得一个更恰当的理解，关于那所谓“a客体（objet a）”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呢？

对着墙说话，听见这些话的人会去思考 “自己”与“墙”的关系。是什么让自己站在这里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 有点像指桑骂槐，对着墙说一些与这些墙面有关的话，然后让回音被听到。

今晚我只是向你们提出了一些思考。当然，这些思考不可能与我本人全然无关。 ——这恰恰是我在别人身上最讨厌的一点。毕竟，在那些偶尔听我讲话、并因此——天知道为什么——被称作“我的学生”的人当中，我们可不能说，他们在“反思自己”这件事上有什么节制。

今晚，我算是向你们表达了一些思考（réflexions）。当然，这些思考并非与我这个人毫不相干；然而，这恰恰是我在别人身上最讨厌的东西。毕竟，在那些偶尔听我讲话、——而因此被称作“我的学生（mes élèves）”（天知道这称呼是怎么来的）——

这些人当中，我们可不能说，他们在“反思自己”这件事上有什么节制。

“自我反思”，或者说自嗨。表达思考说一些什么，总是与自己有关，并且伴随着享乐。

这“墙（mur）”，啊，它总是能变成一面“墙镜（muroir）”。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才又回到圣安娜，像这样来讲些“东西”（raconter des trucs）。倒也说不上是“发疯（délirer）”，但这些墙——我心里确实一直压着点什么。

mur / muroir：

mur（墙）

miroir（镜子）

创造出一种混合体：既是墙又是镜的界面。

意思是：墙不仅阻隔，也反射——声音、言语在其上折返。

这呼应他整场讲座的核心比喻——《我对着墙说话（Je parle aux murs）》：

“墙”不只是封闭，而是语言的回声面。

如果我在时间的作用下，真的能成功地建立起……

凭借我的被划线的S（S̷，被分裂的主体）、

我的S₁（主导能指）、

我的S₂（知识的能指）、

以及那个a客体（objet a），

……一个“存在的 réson”——无论你愿意怎样拼写它（réson / raison / résonance / ré-son），……也许最终，你们就不会把我这声音在墙上的反响仅仅当作一场个人的反思（réflexion personnelle）了。

在最后拉康自己防了自己一手。虽然这样的思想不能与自己毫不相干，固然是一种“自嗨”。不过在这个墙上所建立起的体系

[理性中那出错之处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