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ÉCRITS》 

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 

作者 JACQUES LA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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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是在 1946 年 9 月 28 日，以学术报告的形式，于邦纳瓦尔（Bonneval）精神病学会议上宣读的。亨利·埃（Henry Ey）为此次讨论会设定的主题是“精神发生（Psychogenèse）”。所有报告及讨论内容随后汇编成册，书名为《神经症与精神病的精神发生问题》（Le Problème de la psychogenèse des névroses et des psychoses），由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当前这份报告是会议的开场报告。

【论精神因果（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 中文版《拉康选集》的标题翻译成《谈⼼理因果》。我们这里翻译成精神，也就是精神因果。 翻译成心理怕不是拉康要找弗洛伊德让周公托梦骂我了。

【精神发生（Psychogenèse）】 中文版《拉康选集》将Psychogenèse 在中文版被翻译成⼼理⽣成。 在医学上Psychogenèse这个词是指心因性发生，比如心因性哮喘。这里同样参考拉康的语境，翻译成精神发生。 这里我们能看到几种‘因“。精神因、心(理)因、器质因。 另外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推荐配合第十九期研讨班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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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一种器质主义的疯狂理论的批判：亨利·埃（Henri Ey）的器质—动力论（organo-dynamisme）。

三年前，我们会议的主人曾邀请我在诸位面前说明“精神因果”这一问题，这使我被置于一种双重的位置。一方面，我被要求把这个问题的一个“根本立场”明确表达出来；这是人们以为属于我的立场，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另一方面，我必须在一场已经发展到高度精细的讨论中发言，而这一进展并非由我推动而来。我想，只要在这两个层面上都尽量直截，便算回应了诸位的期待；至于要我“全面”，那是谁也不能要求的。

这些年来，我远离了任何公开发言的意图。我们所处的时代，被那些“人类的敌人”所加之的屈辱，使我避开一切表达；我也像冯特奈尔（Fontenelle）那样，将自己交付给这样一种幻想：好像手中握满真理，只为了能更好地把手重新紧紧合上。我承认这很可笑，因为它标示出一个人在即将作证之际所触到的自身限度。是否应当把这看作是一种“未能回应世界之运动对我们所要求之物的缺失”？尤其是在——就连最不敏锐的人也看得出：权力的自负不过是又一次替“理性的狡计”服务的时候，再次把话语交给我。我把这一切对我的研究可能造成的损害，留给诸位自己判断。

恰逢连最不敏锐的人也看得出：那份关于权力的自负，再一次不过是为“理性”的狡计效劳。我把这一切可能给我的研究带来的损害，留待诸位自行判断。 至少，我不认为自己辜负了真理的要求——因为在此地，我可以欣慰：真理能够在一种“言语较量”的温雅形式中得到捍卫。

【这些年来】1946年，二战刚结束。拉康这个时候的语气跟之后70年代不太一样，开口就上价值。可能经历过一场浩劫之后总会有一些想法。看到这个文字的诸位经历过2020年直到现在的这一切的话，也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顺便一说拉康1901年出生，所以46年的时候他46岁，方便又直观。要理解一个人说的话，年龄也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
另外闲扯一下，李爽君老师在帮我校验翻译的时候提到拉康骂这个亨利·埃从46年骂到60年。 从这个开头看上去，拉康跟这个亨利·埃关系还挺近的。
总之不管他们之前是不是朋友，从这天开始肯定不是了。

正因如此，我首先向那种思想与教学的努力致以敬意——那是一生的荣耀，也是事业的根基。而当我提醒我们这位朋友亨利·埃：在最初的理论立场上，我们原本是从同一侧踏入这场竞技的，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惊叹我们今日竟会如此对立。

【原本是从同一侧踏入这场竞技的】 不得不说，拉康这里说话都挺客气的。

说实话，自从他与朱利安·鲁阿尔（Julien Rouart）合作撰写的那篇出色论文——《将杰克逊原则应用于一种神经精神病学动力性构想的尝试》——于 1936 年发表在《脑》（L’Encéphale）上时，我就已经注意到（我那一册上至今仍留着当年的批注），其中一切使他靠近、并必然使他愈发靠近某种关于精神障碍的学说；我认为那学说既不完整也错误，而它在精神病学内部自称为“器质主义”（organicisme）。

严格来说，亨利·埃的器质—动力论确实可以被纳入那一器质主义学说，仅仅因为：对于精神障碍的精神发生而言——无论其性质是功能性的还是器质性的、无论其表现为整体性的还是局部性的、无论人们怎样假定其具有动力性——他都无法把这种精神发生归结为除“身体表皮以内所构成之诸装置的运作”之外的任何其他东西。

在我看来，关键点在于：这种运作，无论人们如何把它想象得具有能量性、或整合性，它在最后的分析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建立在一种分子层面的互动之上，而这种互动所依托的，是古典物理学建立其“广延”（étendue）概念的那种模式，即“parts extra partes（部分在部分之外）”的空间模式。也就是说，这种互动最终都可以被表达为“一个变量函数的关系式”；而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它的决定论。

【parts extra partes（部分在部分之外）】partes extra partes 是笛卡尔定义物质实体（广延）的核心属性。

这种范式把空间设定为一个部分在另外一个部分之外的连续空间，任何作用都被设为发生在这个可分割空间中的局部相互作用。

• 一个部分永远在另一个部分之外
• 空间由彼此外在的“小块”构成
• 任何结构最终都还原为这些可分割部分的排列

器质主义不断汲取新的观念，从机械论到动力论，甚至到格式塔论；而亨利·埃从杰克逊那里借用的这一构想，的确能够为这种“扩充”提供支撑，而他的论证本身也助长了这一点：他并没有超出我刚才所划定的那些界限。正因如此，在我看来，他与我的老师克莱朗博（Clérambault）或纪罗（Guiraud）的立场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并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位作者的立场所展现出的精神病学价值，在我看来恰恰是最不容忽视的；至于理由，我们接下来会提到。

无论如何，亨利·埃不可能否认我所将他置入的这个框架。这个框架奠基于一条笛卡尔式的参照，他本来就承认这一点，而我也请求他重新把握其意义；这个框架指向的不过是对“物理现实的自明性”的诉求——自从笛卡尔以“广延”这一概念奠定此一现实以来，这种诉求对他、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

亨利·埃所谓的“能量性功能”，并不比“工具性功能”更能逃脱这一框架，因为他自己写道：“不仅可能，而且有必要去寻找疾病的脑性生成过程的化学、解剖学等条件”；又写道：“那些削弱某些能量性过程的病变，会阻碍心理功能的展开”。

这一点本身是不言而喻的，而我在此不过是以一种开端性的方式，先划定我与他之间所要划定的界限。在这界限明确之后，我将首先对亨利·埃的器质—动力论作出批判，这并不是为了说他的构想无法维持——我们今天全体在此的出席本身就足以证明并非如此——而是为了显示：在对它作出真正的阐明时，不论这种阐明有多少归功于其作者的智性严谨，或归功于诸位辩论的辩证品质，它仍然不具备“真观念”的特征。

或许有人会感到惊讶：为什么我敢越过科学认识论中那个针对“真理”概念而设下的哲学禁忌——自从所谓的“实用主义”的思辨主张在其中传播以来，这禁忌便一直有效。

而事实上，你们将看到：真理的问题在其本质上决定着疯狂这一现象；而若试图避开真理，就等于

阉割掉疯狂作为现象所具有的意义——而正是借助这意义，我将尝试向诸位展示：疯狂攸关人的存在本身。

为了我接下来要进行的批判性使用，我将仍然留在笛卡尔的附近，并按照斯宾诺莎赋予它的那句著名表述来提出“真”的概念：

Idea vera debet cum suo ideato convenire（真观念必须符合它的对象。）。

一项真观念必须——我强调这里的“必须”，它的意义是：这是其自身的必要性——必须与它所观念的对象相符合。

【真观念(idea vera)】斯宾诺莎的命题：“真观念必须符合它的对象。”

亨利·埃的学说恰恰展示了相反的情形：随着它的发展，它与自身那个原初且持续存在的问题之间，呈现出日益增长的矛盾。

这一问题——而亨利·埃之卓越之处正是他意识到并承担了它的分量——仍然写在他最近那些著作的标题之中：神经学与精神病学之间界限的问题。倘若这一问题并未触及我们经验对象的独特性，它或许与任何其他医学专科的问题并无更大的重要性。

我指的这个对象，就是疯狂。而我赞赏埃的一点，是他固执地坚持使用这一术语——尽管在那些试图以某种方式将疯狂归入“现实之全体（omnitudo realitatis）”的人看来，它带有一丝古老的神圣气味，因此显得可疑。

具体地说：疯癫者与其他病人究竟有什么区别？难道仅仅在于——疯癫者被关进“疯人院（asiles）”，而其他病人则被“住院治疗”？

或者，我们的对象之独特性，是一种实践性的——社会性的差异，还是一种理性的——科学上的差异？

显然，一旦亨利·埃在杰克逊的思想中去寻找那种“理性”（我指的是能够划定精神病学对象之特殊性的那种理性），他就只能远离这样的理性。因为杰克逊的那些构想——尽管在当时以其对机体“关系功能”的全面要求而颇具卓越性——其原则与目的却都是要把神经学的障碍与精神病学的障碍，一并归入某种共同的“瓦解尺度”之中。

事情确实就这样发生了：无论埃对这一构想施加了多么精细的“矫正术”，他的学生——埃卡昂（Hécaen）、弗兰（Follin）与博纳费（Bonnafé）——都轻易地向他展示：这种理论根本不能在本质上区分失语与痴呆、功能性疼痛与疑病症、幻觉状态与幻觉本身，甚至不能区分某些“失认”与某些“妄想”。

而我本人也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例如，就以格尔布（Gelb）与戈尔茨坦（Goldstein）那位著名的病人为例——该病例后来由贝纳里（Bénary）和霍赫海默（Hochheimer）在其他角度上分别重新研究过： 这位病人因枕叶区病变而损毁了两侧距状裂（calcarines），在一种精神性盲（cécité psychique）的周围，表现出对一切范畴性象征作用（symbolisme catégoriel）的选择性障碍。例如：

——“指示行为（montrer）”完全被废除，而“抓取（saisir）”却被保留；

——出现高度的失认，应当被理解为整个知觉场域的“一种无象征性（asymbolie）”；

——在“意义性的领会”本身上出现缺损：表现为无法以智性之直观运动来理解“类比”，但他却能够在“语言的对称性”中重新找回类比；

——出现霍赫海默所称的“一种对数的直觉之盲”（cécité à l’intuition du nombre），虽然如此，他却并不因此不能对数字进行机械操作；

——对“当前之物”的吸附，使他无法承担任何虚构性的内容，因此不能进行任何抽象推理，更遑论进入任何思辨性的活动。

这是一种真正统一的、而且属于最高层次的“功能瓦解”，并且——顺便一提——它的影响深入到其根部，甚至体现在性行为的表现之上：在性行为中，“意向的即时性”反映为行为的短暂，乃至反映为这样一种情形：性行为能够被毫无关系地、冷漠地中断。

难道我们在此看不到一种同时具有“整体性”与“顶层性”的负性解组吗？与此同时，在我看来，那器质到临床层面的差异，也已充分体现在这样一种对比之中：病灶局限在视觉投射区，而症状却扩展到整个象征性领域。

他会不会告诉我：剩余人格对这种“负性瓦解”缺乏反应，这正是这位病人与“精神病”相区别的地方，而他显然是一位“神经性病人”？

我会回答他：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这位病人，在他所保留的那种例行性的职业活动之外，例如，会表达他对宗教和政治思辨活动的怀念——这些活动如今对他来说已不再可能。

在医学测验中，他能以某种迂回方式达到一些自己已不能理解的目标：通过把这些目标“挂接”到那些他仍然能够执行的行为上来实现——某种程度上是机械地，但依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进行。

而比他如何重新固定起自己的“躯体识认”（somatognosie）以恢复某些“指示动作”。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如何在语言储备（le stock du langage）中摸索着，为克服某些失认性缺损而使用词语。

更令人动容的是，他在与医生一同分析自己障碍时，会找到一些词语（例如 Anhalts-punkte，“抓点”；或 prises，“着力点”）来为自己那些补偿性的技巧命名。

因此，我要问亨利·埃：他究竟以什么来区分这位病人与一个疯癫者？若他无法在自己的体系中给出理由，那么就轮到我在我的体系中为他提供这一区分的根据。

看到一半想到我邻居。我邻居比我大一岁，从小一起玩。

高中读的美术生，当时我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学业，很少能碰到也说不上几句话。偶尔遇上闲聊到他学美术的事情，他提到过，老师说自己色彩不行，当时的语境下是想说自己要在这方面更加努力之意。

然后在他高考体检时查出了色盲，他母亲还不相信，想要买一本色盲测试图册在家自己测一下。

听上去他的老师好像像是提醒他有可能色盲这件事。他好像知道了什么，但却解释成“自己不够努力”。以至于他的母亲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丝毫没有想到他可能是色盲。

如果他用“功能性瓦解所引起的心智性（noétiques）障碍”来回答我，那么我将继续问他：这些障碍究竟与他所称的“整体性解组”有什么不同？

事实上，在亨利·埃的理论中，人格的反应确实被视为精神病所特有的现象，不管他本人是否承认。而正是在这里，这套理论暴露出它的矛盾，同时也暴露了它的弱点：因为随着埃越来越系统地拒绝一切精神发生的概念——甚至到了他在某处坦白说，自己已无法理解“精神发生”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的程度——我们看到他的论述逐渐被一种“结构性的”描述所拖累，而这种描述却越来越充斥着精神性活动；同一内部的不协调因此再次浮现，甚至更具瘫痪性。我马上就会通过引用他的文本来说明这一点。

为了批判精神发生，我们看到他把它缩减成一些概念形式——而这些形式越是从精神发生的反对者那里去寻找，就越容易被反驳。我与他一起列举如下：

——情绪性冲击：被理解为其生理效应；

——反应性因素：在体质论（constitutionnaliste）的视角下被看待；

——无意识创伤效应：据他说，这些效应如今已被其拥护者自己所放弃；

——最后是病理性的暗示（suggestion pathogène），因为（我引用他的原话）：“即便是最顽固的器质主义者与神经学家——名字就不提了——也会为自己保留这一‘安全阀’，并在一例极其例外的情形下承认一种精神发生，而在其余全部病理学领域却将它完全驱逐。”

拉康这里说话更多的是“有理有据”而不是纯粹的“阴阳怪气”。——这是一个学术会议的发言而不是他自由发挥的研讨班。

在这一系列中，我只遗漏了一个术语：无意识中的退行理论——它被视作其中最严肃的一个，毫无疑问，是因为它至少在表面上似乎可以被还原为（我再次引用他的原话）“一种对自我的侵害，而这种侵害在最终分析中依然与‘功能性瓦解’的概念混为一谈”。

我特别保留这句话——它在亨利·埃的著作中以百种形式反复出现——因为我将借此展示：他的精神病理学构想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缺陷。

据他说，我刚才所列举的这些内容，便概括了那些用来“证明精神发生”的“所援引的事实”（他自己的原话）。对于埃而言，要指出这些事实“更能说明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再容易不过的；正如对我们而言，也很容易看出：采取这样一份如此轻松的立场，自然不会让他有半点为难。

为什么一涉及到去追问那些——在没有事实可援引时——必须用来支撑（我再引他的话）“精神发生如此难以与精神病理事实相容”的理论倾向，他就立刻认为应该把这些理论追溯到笛卡尔，并把一种在有机体与精神之间设立的“绝对二元论”归咎于笛卡尔？

就我而言，我一直认为…并且埃在我们年轻时的讨论中似乎也知道——笛卡尔所确立的其实是广延与思维之间的二元论。 反倒令人惊讶的是：亨利·埃并没有在另一位思想家那里寻求支持——在那位思想家那里，“思想之所以会出错”，仅仅是因为其中允许了那些由身体激情所决定的“混乱观念”。

也许确实如此——亨利·埃最好不要在这样一位“盟友”身上建立任何根据，尽管我自己似乎倒是颇为信赖他。

不过，请务必注意：在他已经向我们展示过那些所谓的“笛卡尔式精神发生论者”——诸如巴宾斯基（Babinski）、安德烈-托马（André-Thomas）与莱尔米特（Lhermitte）这样的学者——之后，他千万不要把所谓“笛卡尔的根本直观”，混同为一种心理-生理并行论，那种并行论更像是泰纳（Taine）的而非斯宾诺莎的。

如此远离思想源头，只会让我们相信：杰克逊的影响之恶性，远比起初看来更加严重。

【另一位思想家】指的是斯宾诺莎：精神与身体是同一实体的两面，精神是实体的思维属性，而广延是与精神平行的实体的另外一个属性，这两者平行

亨利·埃想把精神发生的困难归咎于笛卡尔精神发生（精神因）与精神病理事实“不相容”，原因追溯到笛卡尔，精神 与身体 的二元论。

拉康这里指出，这完全是亨利·埃的误解。 笛卡尔从未建立“精神 与 身体”的二元论，

笛卡尔的体系下思维与广延各自独立，通过上帝保证观念与世界的对应。清楚分明的观念之所以可靠，是因为上帝保证它们可靠。

更加进一步，拉康这里甚至说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支撑你论点的哲学家应该找的是斯宾诺莎。并且由于亨利·埃的误解，他称之为笛卡尔式精神发生论者的学者也都是误认，他们的理论不是笛卡尔式的，也不是斯宾诺莎式的，而更像是泰纳（Taine）的。 这一切的源头在于杰克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既然那“被归罪于笛卡尔的二元论”已经遭到唾弃，我们便径直踏入了亨利·埃本人所建立的二元论之中——一种“与精神发生概念不相容的精神性生活理论”。这种二元论完全体现在他那句带着异常激情色彩的收束句之中：

“精神疾病是对自由的侮辱与障碍；它们并非由自由的活动所引起，也就是说，并非纯粹是精神发生性的。”

按照埃的说法“精神疾病是对自由的侮辱，是自由的障碍。

既然精神疾病是不自由的，那么也就与“自由的精神”无关了。 照这么说的话，那么墙外的医生似乎肩负着“解放”墙内病人的“自由”的光荣职责。

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不自由，那么将他们圈禁在高墙之内似乎也并没有让他们有任何损失，毕竟你不能损失一个你本就没有的东西，对吧！

关于高墙之内的讨论可以看第十九期研讨班b，精神分析家的知识。【当我谈论“墙（murs）”时，我所指的究竟是什么】

他与戈尔茨坦一起提出：“整合，就是存在本身。” 既然如此，在这所谓的“整合”中，他不仅必须把精神性（psychique）包括进去，而且还得把精神的一切运动也包括进去；从综合到结构，从形式到现象，他实际上把一切都牵连进去，甚至连存在论的问题也被牵进去。 我甚至——但愿上帝宽恕我——在他的笔下发现了“辩证式等级论（hiérarchisme dialectique）”这一术语，而这样一个概念的拼接，我相信，足以让已故的皮雄（Pichon）都感到茫然；这么说无损他的名声：这么说并不损害他的名声：连黑格尔思想的字母表，对皮雄来说都依然是一纸空文。

亨利·埃的理论进路固然具有感染力，但无法跟随太久，因为我们会发现：精神生活的真实在其中被压扁在一个结点里——这个结点总是同样的，而且实际上始终如一；随着我们的朋友越是努力想从中解脱，它却越是愈发牢固地收紧在他的思想周围，并以一种揭示性的必然性，同时夺走了他对于“精神”的真理与对“疯狂”的真理。

拉康在这里一一列举了亨利·埃对“精神”的种种理论错误。

比如把精神活动等同于自由意志，并以此将精神疾病排除在自由之外，由此想否认精神发生（精神性因果）。又如“辩证式等级论”。 这里说的挺不客气，不留情面的。

当亨利·埃开始把那“如此奇妙的精神性活动”界定为“我们个人对现实的适应”时，我简直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确定无疑的稳固的世界，在那里，我的每一步行动都像是一位洞察一切的王子的步伐。在这样的高度上，我难道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吗？正如瓦勒州的农夫用他那独特的口音说的：“对人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做不到的，就让它去吧。”

当亨利·埃以他的“精神性轨迹（trajectoire psychique）”与“精神性场（champ psychique）”的技艺带着我，请我稍作停留，与他一起审视“场域中的轨迹”时，我依然沉浸在这种愉悦中，因为我能从中看出与我早年相类似的一些公式——那是我在《偏执性精神病》论文开篇处试图界定“人格现象”时所使用的那些公式——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两人所指向的目的根本并不相同。

当然，当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时，我多少还是会“皱皱眉头”——“对二元论而言”（我猜依旧指的是笛卡尔），“精神是一种没有存在的精神”。我立刻想起：笛卡尔以思维对自身的意识为基础所建立的第一个确定无疑的判断，恰恰是一个纯粹的存在判断：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而当我读到另一条断言，说“对唯物主义而言，精神只是一个附带现象（épiphénomène）”时，我再次被触动，因为我想到的却是另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一种把精神视为内在于物质之中的东西，并认为精神通过物质的运动而得以实现的唯物主义。

然而，当我读到亨利·埃关于“神经障碍概念”的那场报告，并看到他谈到“一个真正精神性的因果性在此层面得以被创造”，又说“自我的现实性集中于此”，并进一步宣称：

“在这一点上，精神性生活的结构性二元得到了最终完成：那是一种世界与自我之间的交互活动，而精神的全部辩证运动——无论在行动的层面还是在理论的层面——都在努力减缩（却永远无法成功减缩）这种二律背反；或至少在努力调和与协调来自对象、他者、身体、无意识与意识主体的要求。”

——此时，我立刻清醒过来，并提出抗议：我的精神性活动的自由运作根本不包括如此艰难的“奋斗”。

因为：

我所知觉的对象与我的身体之间毫无二律背反；恰恰相反，知觉正是由它们之间自然的协调所组成的。

我的无意识也最平静自然地把我带向各种麻烦，而我根本不会把这些麻烦归因于它——至少在我开始借助精神分析那套精巧手段去处理它之前不会这样想。

而这一切从来没有妨碍过我以一种不可化约的自我中心来对待他人，同时保有对我的意识主体所维持的最崇高的天真无知。

因为，如果我不去追求那种法国精神分析家们偏爱的理想，也就是“令人陶醉的利他境界”（oblativité），我的朴素经验就不会让我在那个被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以其“阴郁而锐利的天才”从所有人类情感（包括爱情本身）的织物中勘出的自爱之线（amour-propre）上遭遇任何困难。

说真的，所有这些所谓的“精神活动”此刻在我看来都像一个梦。而难道这不会恰恰是某位医生的梦吗？——那位医生成千上万次在自己耳边听到这样的杂乱链条被述说出来：命运与惰性的杂交，掷骰般的偶然与茫然，虚假的成功与被错认的相遇——这一切构成了一段人类生活最普通不过的文本。

好了，铺垫完毕，拉康这里终于开始说怪话了。 “命运与惰性的杂交，掷骰般的偶然与茫然，虚假的成功与被错认的相遇”——以上都是拉康的阴阳怪气。

这段文字太活灵活现了，我都恨不得像当众演绎一番，也许将来会有机会吧。

不，这倒更像是自动机制造者的梦。而亨利·埃以前与我一起多么擅长嘲笑这种东西——他风趣地对我说，在任何关于精神性的器质主义构想中，总是会隐藏着那个“住在人的内部的小人”，时刻警醒着，要让机器作答。

这些意识水平的下降，这些类催眠状态，这些生理性的瓦解，亲爱的埃啊，这些究竟还能是什么呢？无非就是：那个住在“人”的内部的小人头疼了——也就是说：他脑袋里那个更小的小人头疼了，而那个小人脑袋里又有另一个更小的小人……如此无限下去。

因为，波吕克塞娜（Polyxène）那条古老的论证，无论我们把“人的存在”理解为理念层面的本质，还是理解为有机体层面的存在，都依然成立。

【波吕克塞努斯（Polyxène）那条古老的论证】“此处指诡辩家波吕克塞努斯及其提出的“第三人论证”，意指以此逻辑推演将陷入无限后退的恶性循环。” 第三人论证：为了解释人的意识，你得在人脑子里设一个小人；为了解释小人的意识，你得在小人脑子里再设一个小人。一个逻辑困境。

因此，我已经不再做梦了。当我现在读到这样一句话——“被投射进一个更为精神性的现实之中，一个不再是被整合，而是具有无限整合力的理想价值世界随之形成:信念、理想、生命程式、逻辑判断的价值以及道德意识的价值”——我清楚地看到：

确实存在一些信念和理想，它们能够与同一个精神性结构中的某种生命程式相衔接，而这个生命程式在逻辑判断与道德意识看来同样令人作呕，却任然足以造就一个法西斯分子, 或者更简单一点，一个蠢货，甚至一个无赖。

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理想所呈现的那种。“被整合的形式”丝毫不意味着它们达成了任何精神上的高峰，它们所谓的“整合作用”也与其本身的价值毫无关系——所以，这里再次必然有某种错误。

高度整合的的“信念和理想”在精神上并不像埃自己说的那样“高”。

亨利·埃这人想要将这些东西整合，并且就认为这样整合到一起便是好的。 拉康这里直接拿法西斯驳斥了这种想法。

诸位先生，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贬低诸位的讨论，也不是贬低诸位已经获得的成果。事实上，若要轻率地低估眼前这项困难，我自己很快就会羞愧。

你们动员了完形理论（Gestaltisme）、行为主义（behaviourisme）、结构术语与现象学，用以检验“器质—动力论”。你们展示出的学术资源之丰富，使我似乎忽略了它们，而转而诉诸一些也许过于确定的原则，以及一种恐怕也稍显冒险的反讽语气。

只是，我以为：若能让“天平上的术语”稍微减轻一些，也许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松开我刚才所指出的那个“死结”。然而，要真正让这“死结”在那些被它紧紧攫住的心灵中松开，恐怕必须由苏格拉底亲自来此发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应当保持沉默，聆听你们讲话。

因为，你们所投入其中、并赋予你们这些新兴学术圈独特风格的那种真正的辩证法，足以保证你们研究的严谨进展。我自己也依托于此，并且在其中感到相比于别处所盛行的那种对词语的“偶像式崇拜”中——尤其是在精神分析圈的后宫中——自在得多。

然而，你们必须谨慎：你们的词语一旦离开你们让它们发光发热的讨论场域，它们可能会在别处唤起完全不同的回响。

在人类科学之中，语言的使用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更需要警惕，因为这里所牵涉到的，正是它的对象之存在本身。

对真理抱持任何一种不确定的态度，都必然会使我们的术语偏离其本义——而这种偏离从来不是无辜的。

你们发表了一篇文章——请容我提起一段个人经验——题为《现实原则之彼岸》（Au-delà du principe de réalité）。在那篇文章中，你们所挑战的，正是精神对象之地位本身；并且你们首先尝试提出一种对精神分析关系的现象学，把医生与病者之间所“被经验的”关系加以描述。

然而，从你们学圈的地平线上，随即传来了关于所谓“现实的相对性”的各种议论，而这些议论最终使你们对自己最初的专题栏目都产生了反感。

我知道，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波利策（Politzer）那非凡的精神才放弃了他曾留下过不可磨灭印记的理论表达，转而投身于一种使他从此永远离开我们的行动之中。

因为，当我们在他之后仍坚持要求“具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至今仍只停留在纯粹形式性的设定上。也就是说：我们还从未能够提出任何一条真正能够规范我们效力（efficience）的法则。

甚至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当我们试图理解史前人类在洞穴壁面上所留下的痕迹之“操作性意义”时，我们反而会产生一个念头——对于我刻意称之为“精神性物质”的东西，我们其实比那位史前人类知道得更少。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像丢卡利翁（Deucalion）那样用石头造出人来，就务必要谨慎：不要把词语变成石头。

【丢卡利翁（Deucalion）】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之子。与妻子皮拉（Pyrrha）一起成为大洪水（宙斯降下的洪水）中的唯一幸存者。

洪水退去后，丢卡利翁和皮拉面临一个问题：世界上只剩他们两人，如何重新造出人类？

他们去德尔斐神谕求问。女神忒弥斯给了他们一句典型的谜语：

“遮住头，把你们母亲的骨头抛在身后。”

他们起初以为是叫他们亵渎亡母的尸体。后来丢卡利翁领悟：“母亲”＝大地（Gaia）“大地的骨头”即石头。

于是他们照做： 丢卡利翁扔出的石头变成男人，皮拉扔出的石头 → 变成女人。

人类（laos / λαός）的词源在古希腊神话里被解释为“石头”。

如果仅仅依靠精神的推进，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对象概念”开始显现，并以此作为科学心理学的奠基，那已经堪称可贵。而对这样一个概念的界定，是我始终认为必不可少、也早已宣称即将提出的——借着你们向我提出的问题，我今天将尝试继续推进这一界定，同时也把自己置于诸位的批评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