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ÉCRITS》

Propos sur la causalité psychique

作者 JACQUES LACAN

---

二、疯癫的本质因果性

要讨论这个问题（疯癫的因果性），还有什么比从我们当前的情境出发更恰当的呢：

我们此刻聚集在此，正是为了论证疯癫的因果性。为什么我们享有这样的“特权”？难道说，一个疯子身上，会有比我刚才粗略提到的 格尔布（Gelb）和戈尔茨坦（Goldstein） 案例更重要的某种关切焦点吗？

那个案例所揭示的——不仅对神经学家如此，对哲学家更是如此，而且很可能对哲学家甚至比对神经学家更为重要——是一种人类知识得以成立的结构性条件（structure constitutive de la connaissance humaine）：也就是说，**思想的象征性（symbolisme de la pensée）在 视觉知觉（perception visuelle） 中找到的那种支撑；我愿意与胡塞尔一起称之为一种 奠基关系，也就是一种‘原初设立’（Stiftung）。

当我在答辩我的博士论文《人格关系中的偏执性精神病》时，我的一位导师请我概述一下我在其中究竟想表达什么：

“总而言之，先生，”——我开始说——“我们不能忘记：疯狂是一种思想的现象……”我并不是说我借此已经充分点明了我的意图，但打断我的那个手势却带着一种“注意分寸”的坚定意味：

“哦？然后呢？”——他的意思是。“让我们谈点严肃的。您要来戏弄我吗？别在这庄重时刻丢人现眼。 就凭这个‘pensare’(思想)，也配加入我们这博学的团体吗？”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授予了博士学位，并得到了通常会给那些天真头脑所给予的鼓励。

对于疯狂这一现象，尽管笛卡尔在他的《沉思录》中并未对其作深入探讨，但我们至少应当把这样一个事实视为极具启示性：

那就是——他在启程的最初几步，在那难以忘怀的愉悦之中，迈向真理的征途中，正是遇到了疯狂。

那么，我又怎么能否认这双手、这个身体是属于我的呢？除非我把自己拿来与某些疯子相比——那些人的大脑被胆汁的黑色瘴气扰乱、遮蔽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们不停地断言：自己是国王，而实际上却极其贫穷；断言自己身披紫金袍，而实际上却赤身裸体；或者他们想象自己是罐子，又或者想象自己拥有玻璃做的身体。但是，怎么说呢！他们是疯子，而如果我以他们为例自我调节，那我就同样荒诞可笑了。 而他却继续往前走了，然而我们将会看到：他本来完全可以——而且这对他的探求绝不会是无益的——在“疯狂这一现象”上停下来。

让我们按照笛卡尔的方法，重新一起来审视这件事。而不是用那位“受人尊敬的老师”的方式，那位不仅会打断学生的解释性倾诉，——对他而言，幻觉者的倾诉更是丑闻，以至于他会这样打断他们：

“你这是在跟我说什么呢，朋友？这些全都是不真实的。得了吧，是不是？”

从这样的干预中，我们倒是可以榨出一丝意义的火花：“真实确实卷入其中”，但究竟是在什么点上？

至于这个词的使用真实，我们在这里绝不能比依赖病人的精神更依赖医生的精神。

不如让我们跟随亨利·埃（Henri Ey），他在早期的研究中——正如笛卡尔在那一句简单的话中——而且在那个时代显然并非偶然地如此，强调了“信念（croyance）”这一机制的核心作用。

这一现象，带着它在人类身上的那种含混的特性，带着它对知识来说既“过多”又“过少”的特性——因为它比“知道”要少，但或许又更多： 断言，就是投入（自我卷入），但却并不意味着确信——埃（Ey）极其敏锐地看到：这种现象不可能被从幻觉与妄想的现象中排除掉。

然而，现象学式的分析要求任何一步都不能跳过，而任何急躁，都将是致命的。

我想说：唯有当思想恰当地调焦时（juste accommodation）， 现象的“形态（figure）”才会显现。

在这里，埃（Ey）——为了不陷入他指责机械论者所犯的那个错误，即“与病人一起胡言乱语”——却将犯下相反的错误：

他过于匆忙地把某种价值判断（jugement de valeur）纳入他所考察的现象之中。

而前面那个滑稽的例子、且他本人以其方式欣赏的那个例子，本应提醒他：一旦如此，他就同时排除了对现象的任何理解。由于一种类似精神眩晕的东西，他将自己眼前握住的那个“信念（croyance）”概念，化解进“错误（erreur）”的概念之中——而后者会像一滴水触上另一滴水那样，将它整个吸收。从此，整个操作便算失败了。凝固之后，现象就变成了一个被评价的对象，并很快就干脆成了一个“对象”而已。

比如上一章我提到过，我的邻居对自己“色盲”这件事的“迟钝”。何以他能维持这种“迟钝”呢？ 恐怕这个问题难以有回答。 但如果一旦牵扯某种价值判断则会立刻丧失提出这种问题的机会。毕竟对于一件“错误”、“不合理”的事情有什么“理解”的必要呢？

那么，从这一切来看，我们又怎能不感到惊讶： 他（Ey）如此警惕，害怕被牵引着去把“幻觉被视为异常感觉”的幻象建立在某种神经学假设之上，却又急不及待地用一个类似的假设奠定他所谓的“妄想的根本错误”？ 并且，虽然他在第168页完全有道理地拒绝了把作为异常感觉的幻觉看成“安置在脑褶皱中的某个对象”，他却毫不犹豫的亲手把妄想性信念的现象作为一种“缺损现象（phénomène de déficit）”放进同一个地方！

拉康这里想说的是亨利·埃这老哥看上去好像小心翼翼的绕过了一个坑，然后转头自己主动跳进去了。

尽管他所处的传统再崇高，但正是在这里，他走上了岔路。如果他能在那一步跳跃之前停下来——那一步是由他内心对“真理”这一概念本身所驱使、所命令的——他本可以避免这条歧途。然而，如果没有“真理”这个概念来推动，认识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但我们将会看到，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我们却总是在“最好的冲动”中冒着迷失自己的风险。

我们可以说，“错误”是一种缺损，就像这个词在资产负债表中所具有的意义一样；但信念本身并不是缺损，即便它会欺骗我们。因为信念可以在一项思想的最高处迷失方向，却丝毫不意味着堕落；而埃（Ey）本人此刻正好为此提供了证明。

那么，妄想性信念的现象究竟是什么？我们说：它是误识，而这一术语内含一种本质性的二律背反。因为“误识”预设着某种“识别”，正如系统性的误识所表现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被否认的东西，以某种方式被承认了。

关于这一现象（幻觉）对于主体的归属性，埃对此强调甚多，而对此本来显而易见的事情，人们确实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幻觉是一种错误——“揉捏于主体人格的黏土之中，由其自身的活动所构成”。撇开我对“黏土（pâte）”与“活动（activité）”这两个词的使用所怀有的保留不谈，在我看来确实很清楚，在“受支配感（sentiment d’influence）”与“自动性（automatisme）”之中，主体并不把他自己的产物当作是自己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同意说：

疯子就是疯子。但更值得注意的，难道不是他（精神病者）必然对此有所认识吗？以及更进一步地：

他在那里对自己认识到了什么，却又无法在其中认出自己？

因为，比起主体在这些现象中所感受到的感觉性（sensorialité），或他所附着于这些现象上的信念（croyance），对于主体赋予这些现象的现实性来说，更具决定性的特征是：

无论这些现象是什么——幻觉、解释（interpretations）、直觉（intuitions），以及无论它们在主体那里被体验为何等的外来的、陌生的，所有这些现象都直接指向主体本人：

它们把主体一分为二，回应他，对他发出回声，阅读他，同时主体也辨认它们、质问它们、挑动它们、并对它们进行解读。即使当一切表达的方式都从他那里失落，他的困惑依然向我们显露：他内部有一个“发问的裂口”（béance interrogative）。也就是说：疯狂完全是在“意义（sens）”的领域中被体验的。

由此所包含的那种悲怆的引人关注的力量，便已经对我们所提出了那个问题，提供了第一层答案。

——即其现象具有什么样的人类价值？

而它的形上学意义显露于此： ——疯狂的现象与“意义对于一般存在而言的问题”并不可分离，也就是说，(疯狂的现象)与“语言对于人的普遍关系”不可分离。

确实，没有任何语言学家，也没有任何哲学家还能再维持这样一种语言理论：

即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系统，只是对“现实系统”的一种加倍（doublement），这些“现实” 据说是由“身体健康、精神健康之人”达成的共同一致所定义的。

我实在看不出，除了布隆岱尔先生（M. Blondel）以外，还有谁会似乎相信这样的东西——在他那本《病态意识》（Conscience morbide）的著作中，他写出了我所知在疯狂问题与语言问题上最为狭窄而拙劣的臆造之作。

——并且还在“不可言说（ineffable）的问题”上绊倒，好像语言在没有疯狂的情况下不会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似的。

人的语言，作为他用来撒谎的工具，从头到尾都被一个问题贯穿： 他的真理的问题。

——或者说（语言）背叛了那真理，因为它作为“表达”而存在：在空洞的声音的语音结构中表达着他的有机遗传性；在激情的语调变化之中表达着“身体的激情”（按笛卡尔意义，即灵魂的激情）；在那个自他孩提时代起就塑造了他的语义系统之中表达着构成他之人性的文化与历史。

——或者说，语言以“意向”的方式呈现那真理，将真理永远开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

究竟，那个表达着主体“特殊性之谎言”的东西（语言），如何能够最终抵达去表达其真理的普遍性？

这是一个问题，整个哲学史都铭刻在其上：

从柏拉图关于“本质（essence）”的那些难解困境，到帕斯卡关于“存在（existence）”的那些阿比斯深渊，——直到海德格尔在其中所指出的那种根本性的歧义（ambiguïté radicale），只要“真理（vérité）”意味的是“揭示（révélation）”。

词语并不是“符号”，而是一个“意义的结”（nœud de signi-fication）。

而当我说出“帘幕（rideau）”这个词时，这并不仅仅是按照约定去指称一个对象的用途； 而这个用途可以根据不同的意向呈现出千百种变化： 工人看到的是“工作”；商人看到的是“交换价值”；画家看到的是“色彩的相貌”；格式塔心理学家看到的是“空间结构”。它可以是隐喻中的“一排树的帷幕”（rideau d’arbres）；也可以因文字游戏而牵连起“皱纹（rides）”和“水的微纹（ris de l’eau）”； 而我的朋友勒里斯（Leiris）在这些舌语式的文字游戏上比我更为精熟。它可以因一种“规定”而成为我领地的界限，也可以因某个契机成为我在共住房间中冥想时的屏幕。

作为奇迹，它是向无限敞开的空间，是门槛上那未知，或孤独者清晨出发时的那一刻开阔。

作为萦绕，它是那道令阿格里皮娜（Agrippine）在帝国会议上暴露其存在的动作；或夏斯特莱夫人（Mme de Chasteller）在路西安·勒文（Lucien Leuwen）经过时的那一瞥。

作为误认，它是我敲打的波洛涅斯：“老鼠！老鼠！一只大老鼠！”它又可以在戏剧幕间成为我焦躁的呼喊，或我疲倦的一声“落幕！”（Rideau!）它最终是一幅关于“意义作为意义”的图像：若要显现，它必得被揭开（dévoilé）。

【波洛涅斯】戏剧《哈姆雷特》中的御前大臣。欧菲莉亚 与雷欧提斯的父亲。 他躲在一块挂毯后，偷听哈姆雷特与王后的谈话时，被王子一剑刺死。 如果抛开一开始已经死去，并且以亡魂出场的国王，波洛涅斯是剧中死去的第一个人。作为整部戏剧的重大转折，他被刺死进一步导致奥菲利亚落水而死，以及雷欧提斯对哈姆雷特的仇恨。

让我们沿着这条途径来研究疯狂的诸种意义，正如语言在那里呈现出的那些独特方式充分邀请我们如此去做：

那些言语的暗示，那些类似秘术的关系，那些同音游戏（jeux d’homonymie），那些双关（calembours），这些都曾吸引过纪侯（Guiraud）的分析；

——而我将说：那种“奇特性的音调（accent de singularité）”，我们必须能够在一个词中听出它的回响以辨识出妄想；那种在不可言说的意向中对词语的“变形”（transfiguration）；那种在语义单元中使观念凝固之状况（在那里，语义单元明显地倾向于退化为“符号（signe）”）；

那些词汇的杂交，新造词的言语癌变，句法的黏滞，揭露中的双重性；但也包括那种相当于逻辑的连贯，以及那种特征：从风格的统一到刻板反复，标记着每一种妄想形式；正是这一切——精神病者，通过语言或文字，得以将自己传达给我们。

正是在这里，那关于精神病知识的各种结构应当向我们显露出来；

令人意外的是——但这恐怕并非纯粹偶然——恰恰是一些机械论者（mécanistes），如克莱朗博（Clérambault）与纪侯（Guiraud），把这些结构描绘得最为清晰。

尽管他们为理解这些结构所提出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些理论却恰好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

使他们的精神状态与这些结构中的一个本质现象相契合：那就是其中显现出来的某种“解剖学（anatomie）”。克莱朗博的分析不断地诉诸于他称之（这个称呼多少有些令人作呕）为“观念发生学（idéogénique）”的东西，这其实无非就是对意义之极限的探索。于是，矛盾地，他便以一种其唯一目标是理解的方式展开了这一壮丽的结构扇面，它从所谓“激情妄想的各项前提（postulats）”一直延展到所谓“精神自动症（automatisme mental）”的那些基底现象。

【观念发生（idéogénique）】-gène / -génique这个后缀一般用于医学、生物学： 于是 idéogénique 会隐含一种“观念”致病的色彩。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指 克莱朗博 Clérambault）在“精神发生论（psychogénétique）”方面做得比任何人都多；无论如何，你们将会看到我对这一点是如何理解的。

在对病人的观察方面，克莱朗博（Clérambault）是我唯一的导师，在那位极其敏锐、极其可爱的特雷内尔（Trénel）之后——我过早地离开了他，这是我的错误，因为我去那些被奉为神圣的、属于“以教育之名传递的无知”的领域谋求职位了。

难以置信，这种跟人置气的怪话是一个46岁的人能说出来的。

我自称在分析那个构成我论文对象的偏执性精神病（psychose paranoïaque）病例时，遵循了他的（指 Clérambault 的）方法；

在那个病例中，我展示了它的精神发生结构（structure psychogénétique），并将其临床实体命名为一个或多或少恰当的术语：“自我惩罚性偏执狂（paranoïa d’auto-punition）”。

这位病人之所以吸引了我，是因为她书面作品中那炽热的意义；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打动了许多作家：

从法尔格（Fargue）与我所珍爱的克雷韦尔（Crevel），他们是最早阅读这些文字的人，到乔·布斯凯（Joe Bousquet），他立即并出色地对其作了评论，再到艾吕雅（Éluard），他最近从中收集到了那种“非自愿的诗性（poésie involontaire）”。众所周知，我所用来遮蔽她身份的名字“Aimée”，正是她小说创作中核心人物的名字。

如果把我对这一病例所作分析的全部结果汇集起来，我认为，其中已经呈现出一套关于疯狂的现象学——在其自身的术语范围内，是完整的。

那些在其中（指艾梅案例）显露为至关重要的结构要点，确实可以被表述如下：

a）在她的历史中，一连串接连出现的“迫害她的女性形象（persécutrices）”，几乎毫无变化地重复着一个“恶意理想（idéal de malfaisance）”的拟人化；而她自身对攻击的需要（besoin d’agression）则在与这一形象的对抗中不断增长。然而不仅如此，她不断地寻求那些在现实中对她来说可接近的、具备这一类型（恶意理想）的人的好意（faveur）——而与此同时，也寻求他们的虐待（sévices）；——而且她在自己的行为中倾向于在未意识到的情况下，实现（réaliser）正是她在对方身上所指责的那个恶： 虚荣（vanité）、冷漠（froideur）以及对自然义务的放弃（abandon de ses devoirs naturels）。

b) 相反地，她对于自身的表象，却呈现为一种与前者完全对立的理想： 纯洁与奉献；而也正是这一理想使她在那位她所憎恨的存在所展开的种种举动面前处于一种暴露自身、成为受害者的位置。

c）此外可以注意到，在她所认同的性别范畴中，出现了一种“中和”。这种中和，在她的书写中甚至被承认到带有暧昧的程度，并且或许被推进到一种“想象层面的倒置”；它与如下事实保持一致：她在数个男性人物的拟人化形象上发展出带有柏拉图式的“古典式情爱妄想”，而在她真实的生活史中女性友谊的占优势也同样与之相符。

d）这段历史由一场未成定局的挣扎所构成，这场挣扎旨在要实现一种共同生活，同时又不放弃那些我们将称之为“包法利式的（bovaryques）”理想，而在这一称谓中我们丝毫不带有任何贬义。接着，她的长姐在她的生活中逐步介入，并逐渐、完全地将她从妻子和母亲的位置“剜离”。

【未成定局的（indécise）】未成定局、未见胜负、拉锯、拉扯的。 尚未尘埃落定的拉锯，从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反复。从旁人看来，或者说用更直白日常生活化的说法就是——“拖延和焦虑”。

e）这种介入事实上使她脱离了她的家庭责任。但是，随着这种介入“解放”她的同时，她的妄想现象开始被触发并逐渐形成；而这些妄想现象在她发现自己完全独立（tout à fait indépendante）的那一刻达到了顶点（apogée），并且正是这些妄想的影响（leur incidence）也共同促成了这一点。

【完全独立（tout à fait indépendante）】完全独立、彻底独立、完全不依赖任何东西，拉康这里所指的是一种不可能的情况。

f）这些现象是以一连串“推进”（poussées）的方式出现的，而我们将其称之为——一些人也愿意沿用这一术语——“妄想的高产时刻（moments féconds du délire）”。我们在理解这些“时刻”的“元素式呈现（présentation élémentaire）”时，曾遇到过某些阻力，就精神发生（thèse psychogénétique）的论题而言亦然；随着这一论题在我们这里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之后，这些阻力似乎已经得到化解。我们将会在稍后的论述中展示这一点，在本次报告的整体平衡下允许我们做到的范围内。

【推进”（poussées）】看到推进这个词的时候注意，同样是具有时间的因素的。毕竟这篇文章讨论“因果”，所以时间的先后顺序就非常重要。

g）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病人看来因为她的孩子被这位姐姐从她那里带走而感到痛苦，而且光是与这位姐姐有一次见面——即便对我们而言——也足以散发出不祥之兆（mauvais augure），她却拒绝将这位姐姐视为对她自己怀有敌意或哪怕是有害的人，无论在这一点上，还是在其他任何一点上都不如此认为。

相反地，她在一种带有杀意的意图中，去袭击了在日期上属于最新的那一个她把其认定为其迫害者的人。而这个行为，在经过为了意识到她在监狱的卑贱处境中为此所付出的残酷代价所必需的时间之后，其效果是在她内心之中使她的妄想的信念与幻想坠落。

因此我们试图去界定这精神病，在它与以下整体之间的关系中：她的所有传记性前情，病人所承认或未承认的意向，以及最终的那些动机，无论被察觉还是未被察觉，这些动机都从其妄想的当下情境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本论文题目所示，在它与“人格”之间的关系中。

当然，我们可以说疯子自以为是一个并非他所是的他者（se croit autre qu’il n’est），正如那句关于“那些自以为身披金袍紫服之人”的说法所表达的那样，在那句话里，笛卡尔遵循了那些最具轶事性的疯人故事；并且，就像那位权威十足的作者那样，他满足于这种解释方式：即“包法利式幻想”（bovarysme），经过调整以符合他对病人的同情，便为他提供了理解偏执狂（paranoïa）的钥匙。

【经过调整以符合他对病人的同情】 总结成包法利式的幻想不过是这些人为了符合自己的“期望中”的样子。

然而，除此之外，朱尔斯·德·高蒂埃（Jules de Gaultier） 先生的理论所涉及的只是主体品格中最为正常的一个关系：即与理想的关系。还必须指出的是： 一个把自己当成国王的人，并不比一个把自己当成国王更疯狂。

【朱尔斯·德·高蒂埃（Jules de Gaultier）】原名儒勒·阿希尔·德·戈蒂埃·德·拉吉奥尼（Jules Achille de Gaultier de Laguionie ） ，是法国哲学家和散文家。他尤其以其“包法利主义”理论而闻名，该理论认为人类需要不断地自我塑造，著有《包法利主义：论想象能力》（Le Bovarysme, essai sur le pouvoir d’imaginer，1902）。

正如以下事实所证明的：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的例子，以及其他一些王室人物的例子；还有人人所谓的“常识（bon sens）”，根据这种常识，人们理所当然地要求那些处于这种境遇中的人“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

但对于这样一种想法，人们会感到尴尬：即他们“真的相信”这个角色。纵使这种信念是通过某种更高层次的观念来维系的，例如他们认为自己负有职责要在世界秩序中体现某种职能；由此他们相当容易呈现出一种“被选中的受害者（victimes élues）”的形象。

这里的转折时刻是由认同的中介性或其无中介的直接性所决定的；直接说，是由主体的“妄自尊大”（infatuation）所决定的。

【路德维希二世】他通常被称为“童话国王”（“Fairy-Tale King”）或“疯王”（“Mad King”），因为其风格异常、行为古怪。1886年6月10日，巴伐利亚政府以他“精神病”不能履职为由废黜。两日后，其与其精神科医师在湖中神秘死亡。

每次说到这个话题我总会想到乔弗里。

【无中介的直接性】精神病的转折点在于：他的想象认同是否经过象征中介。

为了让我能够被听懂，我将提到这样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一个出身富裕的花花公子（godelureau），他，如人们所说，“对任何事都毫不知情”，尤其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东西是得益于这份幸运的出身。“常识（bon sens）”通常会依情况不同，给他冠上一些称呼：或称他为“天真无邪的幸运儿”，或干脆称之为“傻小子 / 小蠢货”。

他说“他以为自己是……（se croire）”，如同法语里常说的那样：而在这一点上，语言的天才恰好把重音放在应该放的地方，也就是说，不是在一个属性是否恰当的问题上，而是在动词的一个“方式”上。

因为主体“以为自己是”的，归根结底，正是他是什么：一个幸运的坏小子。但“常识”却暗自期许一个小小的挫折，好让他明白：他并不像他自以为的那样‘是’那个人物。不要来对我说我是在卖弄机智，以及那句所谓的妙语：“拿破仑是一个以为自己是拿破仑的家伙。”

也即是说——想当拿破仑没什么大不了的，拿破仑自己也想当拿破仑。

他并不是以为自己是拿破仑，而是想当拿破仑。

以为自己是——>”自”以为“是”。

而那个出身富裕的花花公子呢，他是否认同某个“常识”？

在现实中他必然在某处受到挫败，如果经过“象征”中介，借由常识他可能会以在此认清自己的幻想。 如他没有认同这种挫败？或者说没有看到这种挫败源自象征层面的不可能，那么他将陷入某种“自以为是”的处境。

这种“误认（méconnaissance）”在“反抗（révolte）”中显露出来， 也就是疯子试图把“自己内在的法则”强加于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混乱”之上——这是一项“疯狂的（insensée）”举动。

但这绝非因为它是什么“对生活缺乏适应”，这一说法在我们的领域里常常被听到，然而只要对经验稍作思考就会明白这种说法空洞的可耻。

因此我说，这项“疯狂的”举动，其荒谬之处在于：主体没有在那个“世界的混乱”中认出他“当前的存在”自身的呈现；而他所感觉到的“内心的法则”，不过是这个相同存在“倒置的、并且只是潜在的”形象。他因此对自己的存在做出“双重的误认”： 他一方面将其“现实性”与“潜在性”分裂开来，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份分裂来维持误认。然而，他只能通过这种“潜在性”来逃避他自身的“现实性”。

他的存在由此被困在一个循环里，除非他以某种“暴力”打破它；在那种暴力中，他把攻击施向他所视为混乱的东西，但经由“社会反击”（contre-coup social），他最终打到的却是他自己。

这就是黑格尔那里所能找到的“疯狂的一般公式”； 别以为我是在创新，尽管我认为有必要以一种更具示例性的形式向你们呈现它。

我之所以称之为“疯狂的一般公式”，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特别适用于 这些阶段中的任何一个——在这些阶段中，人类存在的辩证展开多少在每个人的命运中得以完成；

而疯狂总是恰好在这些地方得以实现：作为一种“存在的停滞”，停滞在一个“理想认同”之中，而这个认同恰恰标示某个特殊命运中的这一点。

【黑格尔】参见黑格尔《哲学全书 III 精神哲学》（La Philosophie de l’esprit）

要用更“优雅”的说法来表达这些事情，我可以借一个例子来向你们展示：

这是黑格尔在撰写《精神现象学》这一分析时心中所参考的例子。

也就是说，如果我记得不错，那是 1806 年，黑格尔当时正一边等待（顺便记下这一点，以便归入我刚刚开启的案卷），我说的就是**“世界之魂（Weltseele）”**的到来——他在拿破仑身上认出了这“世界之魂”，其确切目的在于向后者揭示他所荣幸地体现的东西，尽管拿破仑似乎对此极为无知。

我所说的例子就是卡尔·穆尔（Karl Moor）这一人物，席勒《强盗》（Die Räuber）中的主人公，所有德国人记忆中都熟悉的形象。

黑格尔正盼望着世界之魂带着他的天兵入关，而那个骑着马的小个子此时并不知晓对自己所处的位置。

拉康这里似乎像说的是神经症主体在面对“理想”时不可避免的所触碰到失败。 并不是不够强，不够有钱，不够俊美所导致的失败，而是象征层面的失败——拿破仑并不是 l‘拿破仑(请原来我用伪代码这么写)。甚至可以说l’拿破仑是拿破仑·波拿巴所想成为之人。

对于我们而言更容易接近、而且对我个人的口味来说也更为可喜的，我要提到莫里哀的 阿尔塞斯特（Alceste）。我必须首先指出这一点：

自从这个人物出现以来，他一直是那些“受过古典人文学教育”的“文雅头脑（beaux esprits）”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这一事实足够显示：我所提出的这些事情远非那些所谓“文雅头脑”想让人们相信的那样空洞无物，他们把这些事情称为“卖弄学问”，倒不一定是为了省去理解它们的努力，而更是为了回避这样一种痛苦的后果：即一旦真正理解了这些事情，他们便不得不为自身以及为他们所赖以存续的社会承担由此必然引出的后果。

一切都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阿尔塞斯特（Alceste）的“美好心灵（belle âme）”对“文雅头脑”施加了一种他无法抗拒的迷惑力，尤其是在他自认为是“受古典人文学滋养之人”的情况下。

那么，莫里哀是否因此支持了菲朗特那种世故宽容的姿态？——“这怎么可能！”有人如此惊呼，而另一些人则不得不承认，以一种历经幻灭的世故口吻，世事就是如此发展，这大概也只能如此了。

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菲朗特的“智慧”，而真正的答案——也许会令那些先生们感到被嘲弄：

阿尔塞斯特疯了，而莫里哀确实就是这样呈现他的。非常准确地体现在这一点上：在他那“美好心灵（belle âme）”之中，他没有认出自己本身也在促成他所反抗的那个混乱。

我要明确说明，他之所以疯，并不是因为他爱上一位轻佻的女性，或爱上一位背叛他的女性——那些刚才说过话的学究们肯定会把这归结为他“对生命的不适应（inadaptation vitale）”。

——他之所以疯，是在于他被一种情感所捕获，以“爱情（Amour）”之名号为旗帜，正是这种情感主持着那一整场“幻影艺术（art des mirages）”的舞会，而美丽的赛莉梅娜（Célimène）恰恰在其中大获全胜。也就是说：那种属于闲人（oisifs）的自恋，它在各个时代都为所谓的“上流世界”提供了精神结构； 在这里，这种自恋又叠加了另一种自恋：即那种在某些时代更为明显的——对“爱情情感”的集体理想化所体现出来的自恋。

赛莉梅娜（Célimène）处在镜子的中心，而她的崇拜者们以光辉环绕般的队形围在四周，沉迷于这一连串炫目的火焰游戏之中。但阿尔塞斯特（Alceste）也不例外，因为即便他无法容忍其中的谎言，其原因只是他的自恋更加苛刻。当然，他把这一点以“内心之法则（loi du cœur）”的形式表达给他自己:

我希望人能够真诚，并且，作为一个有荣誉感的人，绝不说出任何一句不是源自内心的话。

——是的，可是当他的“内心”在说话时，它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喊叫。就像菲朗特（Philinte）问他：“那么，你相信她爱你吗？”

“当然啦，天哪！”他如此回答。 “若不是我相信她爱我，我也不会去爱她。”

这句回话（前面阿尔塞斯特的话），我不禁想克莱朗博（de Clérambault）会不会将其认作更属于“激情性妄想（délire passionnel）”的范畴，而不是属于“爱情”。

尽管据说在激情之中常常会存在一种幻想，即要通过让所爱之对象经历一种“堕落（déchéance）”的考验，但在阿尔塞斯特身上，我发现这一点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腔调。

而且——人们常说——在激情之中，那种让被爱之对象经历堕落试炼的幻想相当普遍；

然而在阿尔塞斯特这里，我听到的却有一种独特的腔调：

啊！没有什么能与我这极端的爱情相比，并且，在它渴望向所有人展示自身的狂热中，它竟然发展到向你许下不利于你的愿望。是的，我巴不得没有一个人觉得你可爱，我希望你被降落到悲惨的命运中去，宁愿老天在你出生之际从未赐予你任何东西……

既然他有如此美好的愿望，又偏爱那首歌曲《我更爱我的情人》（J’aime mieux ma mie），那他为什么不去追求那个卖花姑娘呢？ 然而，他却无法“向所有人展示”他对卖花姑娘的爱；而正是这一点揭示了这里所表达情感的真正关键： 这是那种要向所有人展示自身独一性的激情，即便意味着让自己处于受害者般的孤立之中，并且在最后一幕里，他在这种苦涩而又欢欣的孤立感中找到了满足。

我想到某个人…

想要向世人揭示其“虚伪”“错误”，并且对有可能要面临的驳斥所设想的应对之策是——“向所有人展示自身独一性的激情，即便意味着让自己处于受害者般的孤立之中，并且在最后一幕里，他在这种苦涩而又欢欣的孤立感中找到了满足。”

拜这种激情所赐，现在只能在油管上看到他了。

至于剧情的转折点，其动力来自一个我宁愿不归之于“自我惩罚”，而是归于自恋的自我攻击的机制。因为，当阿尔塞斯特听到奥龙特的十四行诗时，使他暴怒失态的原因，是他在其中认出了自己的处境——被描绘得过于贴切，以至于显得可笑； 而那个愚蠢的情敌在他眼中竟呈现为他自己的镜像。他当时那些狂怒的言辞显然泄露出：他想要打击的正是他自己。而且，每当事件的反作用让他看到“他确实打到了自己”时，他都会带着一种近乎享受的愉悦承受其效果。

奥龙特敌仅仅是附庸风雅的写了首十四行诗，而这首矫揉造作的诗让阿尔塞斯特在其中认出了自己所投射的形象在他人眼中有多滑稽。

正是在此，我指出亨利·埃的理论中一个特别的缺陷：他的观点使他远离了妄想行为的意义，并把这种行为简化为一种偶然的、由缺乏控制所导致的结果。然而，这种行为的“意义”问题却不断被提醒着我们，这是因为医学—法律的要求持续地提出这一点，而这些要求正是构成我们经验现象学的关键因素。让我们以最后一瞥告别阿尔塞斯特，他并未使任何他人成为受害者，只让自己成为受害者；并祝愿他能够找到他所追寻的东西，也就是说：

在人世间，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在那里，作为一个“正直之人”，可以拥有自由(liberté)。

为了记住这最后一个词。因为经典喜剧那无懈可击的严格性在此让这一词语浮现，并非只是出于嘲讽。

这出喜剧所表达的戏剧张力的真正分量，并不能用它所局限的表演来衡量；而且，就如同笛卡尔在《秘密札记》中那种高傲的步态——他在那里宣告自己即将登上世界舞台——它同样是“戴着面具向前走来”的。

我本可以不以阿尔塞斯特为例，而在那位1917年的老革命家的人生命运中，去寻找“内心之法则”的运作——这命运最终将他带上了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但是，在诗人的想象空间中所被展示出来的东西，在形而上意义上具有与世界上最血腥的事件同等的分量，因为正是这些东西，使得现实的世界流下鲜血。

因此，并不是我回避主宰我们时代的社会悲剧。 而是因为，我这只木偶的演出，更能让每个人更清楚地看见：每当问题落在“自由”上时，他所受的引诱以及风险。

疯狂的危险，正是以那些“认同”本身的吸引力来衡量的——在这些认同里，人同时押上了他的“真理”和他的“存在”。

因此，疯狂绝非是由于机体脆弱性的某种偶然结果；疯狂是一种持续存在的潜在性，是一道在人的本质内部始终敞开的裂缝。它远远称不上是对“自由”的一种“侮辱”；相反，它是自由最忠实的伴随者，如影子一般追随着自由的全部运动。

而且，“人的存在”不仅无法在没有疯狂的情况下被理解；更进一步说，若人在自身之中未承载着疯狂作为其自由的界限，那这样的存在也无从构成“人”的存在。

接下来，为了用我们年轻时的那点幽默来打断这过于严峻的话题，确实如此：正如我们当年写下的那句简短的格言，刻在我们值班室的墙上：

“疯可不是想疯就能疯的。”

这句话体现出某种“因”。

但同样地，并不是谁都能抵达那环绕疯狂的那些危险。一个虚弱的机体、一个失序的想象力、一些超过承受力的冲突，都不足以将人带到那里。有时，反而可能是一个钢铁般的身体、一些强有力的认同，甚至是那些被写在星辰里的“命运的顺从”，更稳当地通向这种关于存在的诱惑。

至少，这种观点立即具有一个好处：它让十九世纪所强调的那种、关于“卓越个体的疯狂”的问题化腔调烟消云散——并且，使得欧梅（Homais）与布尔尼西安（Bournisien）在“圣徒之疯狂”或“自由英雄之疯狂”上彼此投掷的那些卑劣论调也随之枯竭。

因为，皮内尔（Pinel）的事业确实使我们 ——谢天谢地！——在面对普通的疯人时变得更为“人道”；但必须承认，它并未使我们对那种关乎至高风险的疯狂生出更多的敬意。

况且，欧梅（Homais）与布尔尼西安（Bournisien）其实体现的是同一种“存在的呈现方式”。 但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人们从头到尾只嘲笑前者这一位。若不依赖我先前指出的那个关键区分我看不出还能怎样解释这件事。

欧梅的信念卷入其中；而布尔尼西安——同样愚蠢，却并不疯狂——只是捍卫他的信仰，并且由于有自己的教会等级体制支撑，在他与他的“真理”之间保持着那段距离；正是在这段距离上，当欧梅愿意“变得理智”，也就是说承认“精神需要”的现实性时，布尔尼西安便能与他达成一致。

既然我们藉由对疯狂的理解，同时让他与他的对手都失去论战的武器，我们便重新获得了这样的权利：

可以谈论贞德的幻听之声，或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那件事，而无须因此被迫改变我们真实的说话语调，也无须在作出判断时把自己置入一种“第二状态”。

【“chemin de Damas”（大马士革路）】这是圣经史上一个极其著名的典故，后来成为法语里的固定表达，用来指一种突然而彻底的精神转变、顿悟、醒悟。

扫罗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正“去大马士革”（chemin de Damas）抓捕基督徒。

就在路途中：天光大放，扫罗被击倒，听到基督的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他被强光弄瞎三天，后来痊愈并受洗，从迫害者转为基督教最重要的使徒之一保罗。

这一瞬间的转变，被视为基督教历史中“最剧烈的皈依时刻”。

走到我关于疯狂因果性的论述这一点时，我是否不应当警觉，希望上天保佑我不要走入歧途，并注意到这样一种可能：我在指出亨利·埃误认了疯狂的因果性，并指出他不是拿破仑之后，并说明他并非拿破仑之后，会不会反倒落入一种习见的歧路——把“由我来理解疯狂的因果性”当作最终的证据，从而等于宣称：拿破仑其实是我？

然而，我并不认为我的论述会落到那种境地，因为，在我努力保持构成我们“疯狂经验”的那些恰当的人间距离时，我似乎已经遵循了那条规律——严格从字面上说，正是这规律使得那些看似的事实得以存在：

否则，医生若像某些人一样，对疯子说“你说的并不是真的”，他自己也不会比疯子更不胡说八道。

此外，在此机会重读了那份我曾依赖过的病例记录时，我似乎可以为自己作证：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成果，对于我的研究对象，我始终保有他所应得的尊重——作为一个人，作为一名病者，也作为一个临床案例。

最后，我认为：当我把疯狂的因果性归入那“存在的不可测的决定”之中——在那里，主体对自身的解放或是领会，或是误会；

在那里，他落入命运的陷阱，被一种自己并未曾赢得的自由所蒙蔽——我所表达的，不过是我们“成为之进程”的那条规律，如同那句古老公式所说：Γένοι᾽, οἷος ἐσσὶ（成为你本是之所是）。

并且，为了在其中界定“精神因果性”，我现在将尝试把握那种“形式与作用的方式”，正是它固定了这一戏剧的各项规定；只要在科学上可行、在我看来足以辨认，我便把这种方式归属于“意象（imago）”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