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在研讨班与著作中总是会引用他阅读过的文本，无论来自哲学、文学，还是精神病理学传统。沿着这些文本的轨迹，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他当时的语境，以及理解他发言的位置。

在《论精神因果》中他提到莫里哀的戏剧。

在《伪君子》中，达尔杜弗的症状恰恰体现在他的伪装始终局限于“家中的主人”这一单一对象。除这一人之外，无论是屋内的其他成员，还是象征秩序的化身——国王，人人都清楚他是一个热衷于表演的伪君子。

他的误判源于一种狭窄的视角。他确信，只要在眼前这位主人面前展示虔敬、端正与忠诚，局面便被牢牢掌控。他把全部命运系在一个人身上，仿佛只需获得这一人的认可，他的计划便能顺利推进。

然而在旁观者看来，他的表演漏洞百出。他在扮演“正人君子”的角色，但“上流社会的绅士太太们”谁不是呢？

愚蠢的事他拙劣的演技却连最基本的一致性都维持不了。他的发言在他人听起来空洞又虚伪；他的立场与言辞让全屋的人都对他保持警惕。他的名声恶劣到连国王都对他递出的文书与所谓“证据”不予理会，一并作废。

缺乏象征层面的支撑，他无法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一个可被承认的角色。他误以为取悦眼前这一位主人，就能规避法律、社会规范与“大他者”的目光，仿佛那些关于他的人品、行为、流言、记录都不存在。他的“瞒天过海”建立在一种自我中心的妄想上：只要他眼前的这一人被说服，自己便万事大吉。

他没有察觉，他企图攫取的财产与地位并非只是私人关系中的“小恩小惠”，而需要由象征秩序来提供担保——包括法律、名誉、社会认可以及国王的授权。失去象征承认，他的骗局根本无从成立。

莫里哀作为“御用文人”，在戏剧的最后安排了近乎机械降神式的一幕：国王以绝对的清明洞穿一切。这个情节本身正好将达尔杜弗的症结暴露得一清二楚——在象征秩序之处，他从始至终都无处遁形，只有他自己仍困在“维持人设”的幻想里。

达尔杜弗的失败，正是因为他沉浸在一个又一个一对一的想象关系中，却忽略了象征才是主宰他命运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