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夫克拉夫特，克苏鲁神话爱好者们喜欢称他“爱手艺（Lovecraft）”。 爱手艺先生是非常喜欢爱伦坡小说的。他在写克苏鲁神话这一系列小说时，也确实借鉴了爱伦坡的一些手法。

这两位”爱老师“笔下的主角都有一个共同征：并不通过严格的逻辑演绎进行推理，而是对现象进行一种“概率性”的分析。（相关的表述在《莫格街凶杀案》爱伦坡讲的比较详细）。

洛夫克拉夫特的主角们经常从报纸边角新闻、传闻、档案、废弃文献与闲言碎语中，拼凑出某种“似是而非”的事件全貌。这种“拼图式”的调查方式，确实与爱伦坡的叙述风格颇为相似。

但倒霉的是洛夫克拉夫特的主角，最终无法验证出任何可言说的“真相”。

经过一番调查、验证、推理，他们得到的就越不是确定性的结论。反而逐渐浮现某种令人战栗的背景色：不可名状。

！ 让我们大声召唤出这四个字“不可名状”！洛夫克拉夫特小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形容词。

虽然这四个字苍白的如同维特根斯坦那句：“凡是不能言说的，就应当保持沉默。”（笑）

说起来，洛夫克拉夫特的主角们可能还真的会喜欢维特根斯坦。

这些角色通常都具备相当高的理性素养——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知识和理性的追求，渴望“澄清一切”。他们是理性的信徒，是启蒙主义老来得子。

维特根斯坦把“世界”建立在“事实”之上。在《逻辑哲学论》中，没有任何“物”能单独被认定，除非它被支撑在一个可被言说的事实网络中。

“物本身”是不可接近的，只有“事实”才得以被陈述。

“天亮了”这一事实，其实只在于“它被说了”这一点。

但“真理”并不内含于命题之中，命题中仅仅显现的“事实”，不过是语言的虚构之物。

假如“天亮了”这确实是个“事实”，那么它的“事实性”也是是由“我”说出来而构成的。 (这里如果感到不好理解的话，可以网上找一些“恩情发言”感受一下。)

天气预报本來說今天有雨，結果xxx一來天氣一片晴朗。

天气晴朗也好，天亮了也好，“它是真的”本身，并不能成为一个“事实”，除非我明确地添加上：“此外，它确实是真的”。

然而，正如维特根斯坦敏锐地指出的，这样的添加其实是多余的。

不过我要说的是，替代这个“多余之物”的，是：我为什么要说它？

（如果只是表达“天亮了”这一事实的话，大概可以用“咕咕咕”的大公鸡打鸣来代替）

拉康看来这里的愚蠢之处在于将“天亮了“中的“真实与虚构”单独拿出来看。 从最终的结果出发，好像这个命题本身的真实虚假可以作为主体的依托。

这正是我必须重新引入那个曾“任意划分”的维度：

“真”并不依赖于其所指对象是否真实存在，而取决于我是否在适当的时候说出了它。

而在这点上，爱伦坡的主角处理得显然更聪明一点。

并不执着于“事实是什么”，而是更关注谁说了什么、什么时候说、在什么位置上说出。

这其实是两种语言结构路径的对比：

• 一种是精神分析的“结构操作”路径（拉康）；
• 一种是逻辑哲学式的“封闭系统”（维特根斯坦）。

分析不是进入一个既定的逻辑系统，而是通过语言裂缝，借由症状、误说、转移等现象，让真从结构中滑出，并被主体承担。

维特根斯坦则试图以语言逻辑的极限，构建一个封闭、纯净、自洽的语言世界。

他们想要拯救真理。不管是洛夫克拉夫特式的主角还是维特根斯坦。

甚至我大胆暴论一下：洛夫克拉夫特之于维特根斯坦，就像爱伦坡之于拉康。

洛夫克拉夫特的主角依赖知识，而知识依赖语言，但语言不能单独成立。

他们最终总是走向“疯狂”，但这种疯狂并不是失去理性，而是无法面对理性所无法承载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如果用爱手艺的姿态去写《失窃的信》，会发生什么？

主角受命寻找王后失窃的信，抽丝剥茧，斗智斗勇，终于找到了那封信，但他过于迫切的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最终他发现了S公爵的秘密，被牵扯进整个宫廷阴谋中。

这是《失窃的信》的另一种可能。